經濟全球化仍將深入發展，我國應當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需

《報告》指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全面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和國內發展要求，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今年發展對外貿易的主要著力點是拓市場、調結構、促平衡。這就要求我們把握機遇，繼續重視和利用外需。

應當看到，外需雖然在總需求中處于次要地位，但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能夠調節內需波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多數年份出口與國內需求反向波動，發揮了調節總需求的作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我國有兩次收緊內需、控制通脹的經歷，外需對增長的貢獻1986年和1987年分別達到31.8%和26.2%，1989年和1990年分別達到44%和50.4%，發揮了穩定總需求的重要作用。二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強。我國出口產業相對集中在勞動密集產業和加工環節，工業百萬元增加值的就業密度（就業人數/百萬元增加值）平均為6.37，而主要出口產業的這個指標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如紡織業為12.74，服裝、鞋帽制造業為18.29，家具制造業為14.12，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為17.36，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為21.5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7.42。顯然，創造同樣的GDP，外需能吸納更多就業。三是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有調研表明，沿海以出口為主的6個城市，農民工的收入高出內地1/3以上；同一城市，外資企業農民工的小時工資也明顯高于國內企業。這也是國際上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處在發展中國家的外資企業提供的勞動報酬雖然遠低于發達國家，但與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比較相對較高。四是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我國多數出口商品不是高消耗、高污染產品，例如排在出口前兩位、占出口總額接近一半的電子通訊及計算機和紡織服裝行業，就具有勞動密集和相對節約環保的特點。特別是加工貿易產品，大部分是引進國外資源和技術密集的投入品，我們再投入勞動力加工出口。例如，與在國內經過棉花種植、紡織印染和服裝加工三個環節后再出口成衣相比，更好的選擇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從事3倍的服裝加工出口，因為棉花種植需要土地，印染環節有污染。出口商品中也有資源消耗高和污染環境的產品，但比重不大。最近幾年，6類45種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占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7%。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應正確理解出口收益。出口收益應當與新創造價值部分即增加值相比，而不應與出口額相比。例如，如果以加工貿易方式僅從事服裝加工環節，就不能以包含了棉花種植和紡織印染環節轉移價值在內的服裝出口總額作為分母來計算盈利比率。假設以增加值計算的盈利比率達到10%，若以全部出口額作為分母計算，盈利比率就會被“攤薄”為3.3%，其真實獲利程度被低估。今后，應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和收益水平，同時綜合考慮擴大就業和節約資源、節能環保等方面的要求。

同時應當看到，經濟全球化將推動外需繼續擴展。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危機時期往往成為危機最深領域全球化的躍升期。其原因在于各國危機程度不同，危機較重國家的企業難以自保，需要危機較輕國家的企業投資重組，這便拓展了經濟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上世紀90年代拉美和亞洲兩次金融危機后，各國金融資產中外國資產的比重平均上升了約7個百分點，銀行業的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IT（信息技術）泡沫破裂后，IT產業的全球重組和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經濟全球化必然推動貿易增長。可以預計，這次危機之后，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國際貿易發展趨勢總體上不會逆轉，跨國產業重組更趨活躍，不少陷入困境的科技型企業、資源業企業正在尋求被收購兼并，這正是“好的國家和企業”加快發展的機遇。

推動內需外需協調發展，需要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

促進內需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完善體制機制是關鍵。一是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收入和即期消費能力。二是加快服務業改革開放，重點是放寬準入、引入競爭、降低成本，擴大居民服務消費。對于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服務業，應發展多元提供主體和多種服務方式。我國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壓力突出，應擴大服務出口，提供更多適宜崗位。三是理順資源產品價格。價格機制扭曲，影響兩種資源在兩個市場上的配置，影響內需和外需結構。例如，當某種資源定價過低或者資源環境成本沒有完全體現在產品價格中時，就會大量低價出口，導致外需不合理增長。四是平等對待各類市場主體。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健全，就會產生不合理的要素跨境流動。如果外資長期享有優惠政策，就會抑制內資獲得平等發展機會；如果國內資本市場效率不高，好項目就會到海外融資，良好獲利機會就給了國外投資者；如果投資者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有些資金就可能轉向境外。五是有效使用市場和政府兩種調控手段。在外需或內需出現嚴重波動時，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干預，防止總需求波動過大；而在正常情況下，應該讓市場機制有效發揮基礎性作用，在內銷和外銷、進口和出口、內資和外資以及各類市場主體地位等方面，總體上保持政策“中性”，慎用傾向于某一方的干預政策。這是合理配置內需外需的重要前提。有了這個基礎，政府有限的干預能力就能集中于戰略領域和非常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