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文化以何姿態“走出去”

中國文化曾有過“盛唐氣象”的輝煌燦爛。那時，我們有“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榮光，有對外來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氣魄，有敢去“西天取經”、敢上九天攬月的氣象。近百年喪權辱國被動挨打的歷史，大大削弱了國人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心，以及文明古國應有的尊嚴，由此開始了西風東漸的百年歷程。但中華文明五千年一脈相承、綿延不斷的歷史，特別是經過了一百年的挫折和打擊之后，古老的中華文明不但沒有湮滅，反而開始復興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它的合法性、堅韌性與生命力。

——我們因文化是一個互動體系而自信與尊嚴。它保持著互系性的哲學思考方式，讓我們總是尋找事物的兩方面，求和諧，求平衡。這是祖先傳下的法寶。它讓中華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敗之地。

——我們因文化是一個道德體系而自信與尊嚴。它告訴這個民族，命運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別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它們就存在。

——我們因文化是一個人道體系而自信與尊嚴。民貴君輕，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天下之勢，常系民心，民心順，一順百順，一順百興；天下靜在民樂。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我們因文化是個開放體系而自信與尊嚴。能與時俱進，能包容、自重、會通，它的內涵像大海一樣深廣。

這些中華文化的特質，是可以與西方文化交流、互補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自信的基本點。

所以，我們應該重拾中國文化自信，讓中國文化以自信、從容、高邁、尊嚴的姿態走出去！

中國文化不再是19世紀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敗脆弱的文化，更不是持“中國威脅論”人士宣揚的那種沖突性、擴張性文化。中國文化“走出去”所顯示的，不是“好戰”的中國，而是可以與世界各國合作的中國，是強調和睦、和諧、和平的中國，是以人為本、仁者愛人、有寬容精神的中國，是懷有“天下”觀念和博大精神的中國，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君子之國。

四、中國文化以何貢獻“走出去”

“中國近幾百年以來，對世界文化貢獻較少，如今，說中國是文化大國，實際上是我們在分享祖先的榮光，令我們慚愧。文化的一個主要載體是圖書，而中國圖書版權進出口存在著五六倍的逆差。對歐美則更存在幾十倍的逆差。如果中國接納的世界文化總是大于向世界回饋的文化，那足以讓中國感到歉疚。”（趙啟正語）

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文明古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能否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數百年前，西歐歷史上發生了一場持續200余年的文藝復興，帶領西歐走出中世紀的蒙昧和黑暗，迎來了現代文明的曙光。現代科學的發展、地理大發現、民族國家的誕生等都得益于文藝復興中倡導的人本精神。文藝復興是“黑暗時代”的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水嶺，是使歐洲擺脫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縛，向全世界擴張的前奏曲。“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恩格斯語）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把生產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的作用空前放大了，可以上天入地，呼風喚雨，轉化基因，試管造人……

但解放了的“人”又過度膨脹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人”對自然過度開發，環境污染破壞；“人”對社會為所欲為，單邊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爭斗越演越烈；“人”對“人”損人利己、爾虞我詐，次貸危機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造成全球范圍的經濟衰退和恐慌。

時代就呼喚著一場新的文藝復興，必須把過度膨脹的人還原為一個“和諧”的人，必須建設一個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人和諧的新的“和諧世界”。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因應著這個時代要求。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避免人類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什么“獨特思維方法”？是天人合一，允執厥中，仁者愛人，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眾緣和合。概而言之，就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代代相傳的“天下情懷”與“和諧理念”。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肩負著這個時代使命。迎接這場并不遜色于歷史上的文藝復興的、新時代的“文藝復興”，我們應該有所作為。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的“雙和模式”，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深邃智慧，涵蓋了新的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內涵——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諧發展、科學發展，自覺地因應著新的時代要求，肩負著新的時代使命。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天下情懷”與“和諧理念”為內核和神韻的中國文化，應該走出去，可以走出去；應該作貢獻，可以有貢獻。（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中華文化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