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玲琳：有人說， “平主任”也好，“根叔”也好，這里都折射出一些體制性的痼疾。

桑玉成：我認為，體制性的問題當然存在，但如何通過各級領導干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的教育和培育，用良好的領導行為來推進體制的變革，當是一個有效的路徑。當然，由于體制的、傳統的、文化的思維習慣和行為傾向的影響，其難度確實是不言而喻的。再說，我們的領導體制和工作規則的變革和創新，同樣有一個堅守群眾觀點的價值取向問題。無論是在例常情況下，還是在突發事件等非例常情況下，如果領導干部都能夠用坦誠、真切、鮮明、生動的表達面對媒體和公眾，其所能達到的良好社會效應一定會更加凸顯。

支玲琳：我們也注意到，有些領導干部常常將準備好的講話稿擱置一邊，以 “講一些個人意見”的方式說一些具有個性特征的話；有一些領導干部開辟了自己的博客，建立起自己與公眾的交流平臺；有些領導干部經常深入到 “草根深處”，直接與群眾交流對話，等等。這樣的領導應該說給包括黨內文風在內的黨的作風帶來了一股清風，也毫無疑問地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歡迎。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這種現象呢？

桑玉成：這顯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方面，從一以貫之的工作制度和組織紀律來說，領導干部的這類做法純屬“個人行為”，與工作制度和組織紀律也存在某種所謂 “不兼容”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一些 “個人行為”又會受到群眾的普遍認同和歡迎。 “平主任”的 “高度組織性”和 “根叔”的鮮明個性特征所收到的不同社會反響就突出反映了上述之情況。現在的問題是，那種 “高度組織性”的表達不僅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挑戰，而且其社會效益也越來越低，獲得信任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我們要深刻地認識到，當前我國各種社會矛盾頻發，這與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利益分化有關，同時也有社會信任和認同方面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用坦誠、真切、鮮明、生動的表達來取信于民，當有助于建立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有效交流和溝通渠道，有助于增強黨與群眾的互信，從而有助于奠定社會健康、和諧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所有的表達也僅僅具有形式的意義，真正令人民群眾歡迎和認同的，還是各級領導干部的實際作為和工作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