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與黨的建設聯系起來，已經成為黨的建設的重要趨向。如領導者紛紛與網民互動；廣東省委宣傳部與廣東移動公司合作推出的“網絡學習天地”；廣東湛江市把縣（區）委書記的述職述廉通過互聯網視頻和電視臺現場直播，讓群眾直接監督執政黨，等等。新媒體與黨的建設的關系再度引起人們關注。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現在信息網絡化程度越來越高，對黨的建設提出挑戰，也帶來機遇”。新媒體——互聯網、手機等作為一種新興的傳播介質，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傳播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帶來了一場變革，直接對黨的建設提出一系列嚴峻考驗。

比如，在社會價值觀多元背景下，新媒體已經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對于黨領導思想建設、引導輿論的傳統方式提出直接挑戰。傳統的思想教育主體通常來自上級——組織的代表者，而信息網絡化時代任何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并影響他人；對平面媒體乃至電視廣播用傳統的方式審查其內容，并用特定的組織手段引導、影響傳播主體，這在過去是可以理解的，但網絡傳播主體多元，“組織手段”難以對所有人有效。時代的變化，要求黨和政府順應時代潮流，以符合社會主流需求的價值觀、理念，以民眾歡迎的方式去引導社會輿論。

再如，網絡已成為民眾表達利益訴求的通道、參政議政的平臺，對傳統的溝通方式提出挑戰。傳統的溝通方式是以黨政機關為主渠道，自上而下、單向度溝通，即上級認為有需要時把自己的決定自上而下一級一級傳達，下級一層一層貫徹落實，如群眾有不同看法，則需基層組織“做工作”。而網絡的傳播方式，決定了普通黨員、群眾都可以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評論，主動議政而不必顧及上級是否認為有必要性，群眾表達渠道前所未有地拓寬了。時代需要的是雙向度、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同時并存的溝通方式，是一種對話協商機制，而網絡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又如，網絡對領導者的素質與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群體性事件，往往與網絡的輿論推動聯系在一起，甚至有的領導者出言不慎，亦會引發公共輿論的譴責高潮。如何對待網絡輿論，絕非簡單的應對媒體能力問題，更是對領導者的人權意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工作能力的全面考驗。

但是，新媒體給黨的建設帶來的還有機遇。

這種機遇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一是為黨的思想理論的宣傳、引導提供了工具。除廣東的事例外，筆者曾去貴州桐梓縣調研，亦看到該縣利用互聯網建立了黨員學習平臺，每個黨員，包括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工黨員，在全國的任一地方，均可通過該縣的黨建網自主選學各種課程。也就是說，網絡既可以表現出多元的價值取向，也可以成為主流思想意識的引導場所。二是為黨組織的設置和黨員的組織生活提供了新型管理手段。廣東東莞建立了21個網絡黨支部，通過網絡黨支部把眾多工作、生活地點分散的黨員連接起來，參加網絡組織生活，甚至通過網絡進行表決（實名），以虛擬的手段實現了真實的溝通與交流。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充分認識這種組織管理手段給黨內政治生活帶來的重大影響，但至少可以預見它將給黨內民主的發展帶來機遇——平等的網絡地位帶來的政治反響。三是轉變治理模式的契機。網絡上民眾的參政議政，歸根結底還需回到現實的治理中，才能使民眾參政議政、表達效果最佳化。如山西長治，建立市委書記、市長的熱線電話（手機）后，每日都有情況匯總，每周有情況綜述，年度有辦結群眾反映事項的總結，使電話熱線成為連接黨政與民眾的橋梁。四是成為社會監督的工具、手段。網絡在監督中盡管也非盡善盡美，但由網絡披露而揭開的腐敗案件也是有目共睹的。網絡的揭露是否真實是需要有關部門調查核實的，但網絡監督的力量代表了社會的監督，是彌補現行監督體制弱點的力量，是加強廉政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

能否把挑戰化為機遇，關鍵在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