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列寧的政治遺囑，廣義來說，是他病重病危期間，由他口授記錄下來屬于政治方面的文字，包括以下兩部分：一是分6天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以下簡稱《信》）；二是他多次口授，記錄下來后成多篇文章，即《關于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以下簡稱《民族》）、《論合作社》、《論我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內容涉及黨的建設、黨和國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問題、合作社、革命道路、發展生產力、文化革命等問題。狹義來講，稱為列寧遺囑的就是《給代表大會的信》。除《信》和《民族》外，其余幾篇都在列寧逝世前發表過。

列寧憂心忡忡抱病口授遺囑

列寧經常極度緊張和不間斷地工作，致使他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風，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同年12月，他第二次中風，病情惡化，先右臂右腿癱瘓，后整個右半身癱瘓，喪失了獨立工作能力，但頭腦非常清醒，能深度思考問題。當時，俄國國內的戰爭已經結束，由于實行新經濟政策，經濟形勢已經好轉，對此列寧是放心的。令他不安的是，黨的建設有所削弱，而黨的高層權力過多集中于斯大林，黨的集體領導、黨內民主以及黨和人民的監督相當薄弱，高層不穩，存在分裂的危險。面對列寧的病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不準他過問所有黨政事務，并委托斯大林負責列寧的生活和醫療。就是說，讓斯大林負責斷絕列寧同工作人員之間的個人聯系和信件往來，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制度。列寧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而一些有關黨和國家的重大事情，使他焦慮不安、憂心如焚，他決定口授一系列札記。但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又不讓他這么做，于是他向中央要求，允許他每天用很短的時間口授日記，否則他完全拒絕治療。這似是一個“最后通牒”。在此情況下，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政治局與醫生研究后決定：第一，列寧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鐘，但這不應帶有通信的性質；第二，禁止會客；第三，無論是朋友還是家屬，都不要向列寧報告任何政治生活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動。為了列寧的健康，對他的一些活動作些限制，這是必要的，但連通信會客都不準，連跟家屬也不能談政治，這就有些難以接受。此時斯大林已經掌握了最高權力，并覺察到列寧對他有所不滿，因此也不想讓列寧談及政治。而列寧對不讓他談任何政治問題非常不滿，他對他妹妹烏里揚諾娃多次抱怨說，政治活動家怎么能不談政治，而去談別的東西？面對壓力，列寧出于對黨的前途和命運的無比憂慮和高度負責，不顧病魔折磨，以他特有的堅強意志和驚人毅力，毅然從1922年12月23日起開始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和其他政治遺囑，以表達他對黨和國家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深度不安和高度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