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不僅要對瀆職官員進行懲罰，也應要求黨委政府對民意有所回應。這是提升問責主體的意義所在

日前，《北京市實施〈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辦法》正式對外公布。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黨委領導首度被列入問責范圍。此外，問責辦法的亮點還有“問題官員”兩年內不得提拔，實行問責與黨紀政紀處分不能相互替代，“不作為領導”也要問責，以及弄虛作假從重問責等。可以說，上述嚴格規定，是問責制實施以來的一大進步，也是完善問責制的一記重拳，必將更好地促進責任政府的建設。

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建立健全問責制是加強對黨政領導干部管理和監督，增強黨政領導干部責任意識，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重要舉措。通過問責黨委領導，促使各級黨委領導真正懂得權力的含義，主動承擔應負的責任，以充分發揮問責體制的效力。

從黨政領導問責制實施以來的情況看，雖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問責中，有黨委主要領導被免職的案例——例如，在江西宜黃縣“9·10”拆遷自焚事件中，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被免職——但各地出臺的問責制，主要還是對行政官員問責，政府或部門“一把手”被免或被責令辭職的比較多，而同樣作為決策者的黨委領導干部卻很少被問責。在現有的決策體系里，黨委處于關鍵的地位，各級黨委領導，特別是黨委主要領導，對一個地區或部門的經濟社會發展，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其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

當前，有的地方實行的問責制，還多半停留在有一事問一事、出一事責一事的層面上，有時甚至是為“平民憤”而去問責，對問責制的認識顯然存有誤區。問責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于為人民謀利益。這就決定了問責是一個責任體系，黨委、政府及其官員在其中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行政責任、政治責任、道德倫理責任；這也意味著，問責不僅要對瀆職官員進行懲罰，也應要求黨委政府對民意有所回應。這是問責制的精髓所在，也是提升問責主體的意義所在。

將黨委領導列入問責范圍，對于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不擔職責，就該付出應有的代價，從而促使各級黨委領導時時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和責任所系，嚴格約束自己，帶頭遵紀守法，審慎決策，善用權、用好權。

對各級官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的權力進行監督，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值得欣喜的是，問責黨委領導已逐漸在一些地方成為共識，繼北京后，廣東、重慶等地也將黨委領導列入了問責范圍。不過，為了使問責制發揮更大作用，還需要合理配置和劃分權力，強化輿論監督，培育問責制的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