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背后總有“獲利者”

在所有這些過程中，公眾對信息性社會影響(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的順從是操縱性謠言得以擴散的主要原因。社會心理學研究已經表明，在下列三種情況下，人們最可能因為信息性社會影響而產生從眾行為。

當情況曖昧不明時。當你無法確定正確的觀念和適當的行為時，你會非常主動地接受別人的影響。你越是不確定，就越是依賴別人的判斷。大的災難性事件，通常伴隨著交通、通訊的中斷，生活共同體的暫時瓦解，使個人的行為陷于失范狀態。這時，我們會視任何可以得到的信息源為救命稻草，不假思索地接受其影響。

當狀況處于危機時。盡管現代各國政府在應對突發事件方面普遍建立了預警、預案制度，但仍然不能完全有效地處理那些偶然和新型的要素。個人也一樣，已有的“知識庫存”不能通過類別化對新的環境加以處理，結果就會采取他人的意見。

當別人是專家時。一個人越是有專業知識，他的指引在不確定性的狀況中就越有價值。且不說，“專家”本身也有精細的專業分工，即使是真正的專家，也無法在突發的不確定環境下即時、準確地做出判斷。不僅如此，在遇到操縱性因素的時候，我們甚至對專家的真假也難以分辨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當代社會謠言的制造和擴散的過程中，信息媒介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同謀”。

如果說謠言的傳播大多帶有非理性的特點，操縱性的謠言及其擴散就是一種理性行為了。操縱性謠言通常具有明確的目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經濟的。在2008年的拉薩事件中，我們明確地看到了以美國CNN為首的西方媒體制造和傳播謠言的政治用心。而在這次“謠鹽”事件中，經濟利益則是主要動力。盡管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指出這次謠言的有組織的幕后推手，但他們將是“謠鹽”事件的主要獲利者這一點則是無可置疑的。在謠言傳播的過程中，信息產業、鹽業企業、股票市場可謂廣義的贏家。

對于謠言制造和傳播的社會后果的評估，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社會采取何種方式實施控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不能以操縱信息的方式消除謠言。以一種操縱性信息遏制另一種操縱性信息無異于飲鴆止渴，將在更大程度上損害社會的權威機制和信任結構。(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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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從眾搶鹽推高股價

食鹽搶購風波后，有媒體分析認為，民間游資提前布局云南鹽化等個股后，發動少數人到超市大量搶購食鹽并通過各種渠道散布食鹽緊缺的消息，由此引發各地的搶購潮，并在A股市場上刺激了個股的急漲，從中漁利。這種說法雖未有確鑿證據，但逐利的游資，確實介入了相關股票的炒作中。

深交所公開的成交信息顯示，3月17日買入云南鹽化股票成交量排名前5名的涉及浙江、江蘇的營業部，其中浙江4家。統計表明，這5家席位合計買入5100多萬元，占當天該只股票成交額的近五成。而這五家證券公司，恰巧都位于最先出現食鹽搶購風波的浙江和江蘇兩省，其中不少有明顯的游資背景。浙江證監局有關負責人表示，調查發現，游資都是在高位時買入，第二天下跌時清倉賣出，屬于“高價加倉，割肉清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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