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詞來到中國，不過100多年。但是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長期存在，卻是一個歷史事實

“民族”作為一個外來詞譯介到中國，已經有了百多年的歷史。而民族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存在和發展，則有久遠的歷史。長久以來，直至近代，在與世界范圍的他國和他族的交往還比較有限的時代，中國人并沒有“中華民族”的自覺。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便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民族”一詞來到中國，為中國人所使用，為中國人所理解，其含義也在中國人使用和理解的過程中為中國人所改造。今天被中國人使用的漢語“民族”一詞，無論與當年剛剛譯介到中國時相比，還是與當今西方語境中的“民族”相比，都已經不完全相同了。

清末民初的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近代民族國家構建的艱巨任務。其“中華”概念，無疑是千百年來“中華”概念的延續，但更是這一概念的發展。100年前的“中華”，已經全然不同于“五胡亂華”時代的“華”，也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朱元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時代的“中華”。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把自己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民族”對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有推翻滿洲貴族統治，復興漢民族統治的意思；“民權”對應“建立民國”即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意思；“民生”則對應“平均地權”。

這時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中華”，可以視為漢族的同義語。其他一些同時代的中國人、革命者也是這樣認識“中華”的。激憤的革命黨人起初并不認為滿洲人是中國人：“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為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吾國人皆一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人者哉！”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革命派所呼吁動員其奮起革命的“四萬萬同胞”，也是“皇漢民族”的同胞。在一部分人的潛意識里，這四萬萬同胞不僅不包括滿族，也不包括漢族之外的其他少數民族。在他們看來，中國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受了260年壓迫的漢族起來推翻滿族的統治。無論是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綱領，還是當時出現在各種革命宣傳文章中“漢種中之一漢種”、“轅孫”、“漢駒”等等筆名，都清楚地反映了革命黨人的這種認識。

但是他們錯了——不是錯在倡言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反動統治，而是錯在認定建立清朝的統治民族滿族不是中國人。這種錯誤當時就被主張維持清朝統治的保皇派抓住。梁啟超指出：愛新覺羅氏“以中國臣民而篡中國前代君主之位”，此歷史上所數不見鮮者……。并進而提出中國應當“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其師康有為甚至早在戊戌變法時就主張“滿漢一家”，用“中華”二字作為國號。他們提出的中國民族觀，成為其整體上被時代潮流所淘汰的保皇觀點中的合理內核。孫中山先生畢竟是偉人，很快接受了對手的正確觀點。及至數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號一時間為中國各民族、各階層所認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不只是漢族一族的觀點開始深入人心。中華民族對自身的認識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飛躍，在民族自覺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爆發后，孫中山于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布“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五大民族建立一個共和制的新中國。在革命黨人和袁世凱的壓力下，在“五族共和”口號的感召下，清朝的滿族統治者很快被迫同意交出政權，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號。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義頒布的《退位詔書》中表示：因“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袁世凱上臺后，也立即宣布：“現在政體改革，連共和五大民族，均歸平等。”“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這就表明，在民國取代清朝的政權交替過程中，滿漢兩族的統治者都承認了“五族”同為中國民族的事實，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號，也在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中國人在使用“民族”概念的過程中，在深化認識中國民族國情的同時不斷將其中國化，明確其界定和含義

“民族”概念的引進和使用，在辛亥革命前后這一風云激蕩的歷史時期，其含義并沒有馬上得到明確的界定。何為“民族”，在當時中國知識界中一度是模糊的。這也符合任何一個外來社會科學術語本土化的規律。辛亥革命曾被稱做“種族革命”，當時的西方人也一度使用“Five Races”來描述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族”。“Races/民族”與“Nationalities/民族”的區別那時基本上還不為中國知識界所知曉。

實際上，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民族”概念在西方也不是很清楚的，使用上也并不十分嚴格。當談及歐洲各國的民族構成時，恩格斯認為：“歐洲沒有一個國家不是一個政府管轄好幾個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沒有一條國家分界線是與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線，即語言的分界線相吻合的。”也就是說，歐洲的許多國家是一國多族的。當時“族”的英文表達是“nationalities”。馬克思曾經在其論及中國問題的著作中使用“race”一詞。在《俄國的對華貿易》一文中，他把滿族稱做19世紀中國的“統治民族”：“（俄國）占領當今中國統治民族的故鄉——黑龍江兩岸的地方，才只有幾年的時間。”英文原文為：It is several years since she（Russian）took possession of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mur, the native country of the present ruling race in China。 這里“族”的英文表達則是“race”。

隨著“民族”概念的使用，國人眼界漸開，在拿來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觀點思考和探究中國民族問題的同時，逐漸發現不能簡單照搬西方“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那一套來分析和解釋中國的民族問題。

但是“民族”一詞的使用卻從此不輟。1924年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提出“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是在“中國民族”和“中國境內各民族”雙重的含義上使用了“民族”概念。中國共產黨對此給予充分肯定，“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但是對于后來國民黨“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則表示反對。大約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種族”一詞漸漸不復與“民族”通用，退而專用于體質人類學研究中的“人種”。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提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此文前面的“多數民族”顯然意為“多個民族”，亦即后面提到的十分之九以上的“漢人”和“數十種少數民族”所組成的中華民族的多個成員。這里，毛澤東也已經在中華民族及組成中華民族的漢族和“數十種少數民族”這樣雙重的含義上使用“民族”概念了。“民族”在此后的使用中，概念和定義逐漸清晰。及至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進行民族識別，理論上受蘇聯影響固然很大，但是民族理論界也反復辯論探討，認識到中國的民族、“民族”概念與蘇聯有著很大的不同，而“民族”概念在中國的雙重含義也自此得以確立。

早在辛亥革命時期至中華民國初期，中國的少數民族領袖人物和知識分子也接受并使用了“民族”概念，以指稱自己和國內的其他各民族。民國初立，以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獨立，蒙古地區發生分裂。而西蒙古王公會議于1913年初在歸綏召開，內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決議“聯合東蒙反對庫倫（哲布尊丹巴駐地）”，反對外蒙古獨立，會議通電聲明：“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這份通電可以被看做是中國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向國內其他民族和世界宣告自己是屬于中華民族成員的政治宣言，也是少數民族使用“民族”概念的較早事例。

西藏的情形較為特殊。由于歷史、地理及社會發展諸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對于西藏的影響相對要慢要小一些。辛亥革命爆發時，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已經出逃英屬印度，西藏局面混亂。1912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返藏，即將原清朝駐軍由印度遞解出境，并中斷了與中央政府的聯系。但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從未宣布西藏獨立。朱繡在其所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記》一書中對他1919年的西藏之行做了詳細的記述：“國務院電咨甘督張廣建特派專員朱繡、李仲蓮及紅教喇嘛古浪倉等輕騎減從由青海赴藏，與達賴聯絡感情……（1920年）四月上旬，朱繡等出藏回甘，瀕行之際，達賴設筵祖餞，聲言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以而為之。……余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 藏族人民的另一位領袖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也贊成“五族共和”的口號。尤其在1923年被迫離開西藏前往內地之后，他為中華民族的團結進步和國家的統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早在1925年，北京政府召開善后會議，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即在《班禪致善后會議消弭戰禍實行五族共和意見書》中重申“五族共和”的口號，號召中國“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弟兄、如手足”，共建國家，并對國內軍閥混戰，當政者漠視邊疆少數民族，在建設國家，幫助少數民族等問題上“徒作紙上之空言”的狀況提出了批評。在其晚年，他致力于維護國家統一，呼吁政府和全國同胞“貫徹五族共和，共同抵御強鄰之侵略”。直到圓寂之前，他還不忘呼吁“促成五族團結，共保國運昌隆”，“實現藏族與中國各民族的團結”。“民族”概念雙重含義的運用，在這里已經十分準確而嫻熟。

當代中國人在漢語語境中使用的“民族”概念，已經有了約定俗成的意義。把在“中國各民族”層面使用的“民族”全部改譯為“族群”，可能并不妥當

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來從事其侵略和分裂中國的活動，利用的是一個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事實，而不是無中生有地把中國說成是多民族國家，讓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人皆“入我彀中”，再以售其奸。民族既是一種人們共同體，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個過程。民族的存在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成為民族概念和民族意識，這種概念和意識也在發展演變。以中國而論，一個多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在發展進步，中國人對于中華民族、對于中國民族問題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民族”概念當然也處于演變和發展之中。今天的“民族”一詞在中國漢語語境中的使用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學術界和中國社會已經約定俗成地普遍認可了“民族”概念的雙重含義并予以使用：在“中華民族”層面的上位概念和在56個民族層面的下位概念，“中華民族”中的“民族”大體可以等于英語中的Nation、Nationality或People，亦即中華民國時期曾經使用的“國族”。56個民族層面上的“民族”卻并不完全等于英語中的Ethnic Group。換言之，我們可以把英文中的Ethnic Group譯為“族群”，卻難以把漢文中作為下位概念的“民族”統統改為或譯為對應于英文中Ethnic Group的“族群”。

從事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某些外國學者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華盛頓大學人類學教授郝瑞就提出“（漢文的）民族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詞。把它翻譯成英文，有好的翻譯嗎？沒有。”筆者揣測，這應該是中央民族大學英文校名于2008年11月由“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改為“Minzu（漢語拼音之“民族”） University of China”的一個原因。可能也是《中國民族報》英文刊名“China Ethnic News”在2010年4月改為漢語拼音“Zhongguo Minzu Bao”的一個原因。這既是語義學上的一個困境，源自中國人使用“民族”概念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將其中國化，更是由中國不同于蘇聯、美國等多民族/多族裔國家的歷史發展和民族國情這一事實所決定的。中國民族理論和民族學學者面臨著一個雙重的、甚至是含有悖論的任務：向國人介紹西方和向西方介紹中國，既不能自說自話、脫離世界、對國際上特別是西方的話語體系不予理睬，也不能照抄照搬、全然不要自己的話語體系。我們不能割斷歷史。那些經過長期歷史演進形成的話語習慣和約定俗成，恐怕不是我們今人的好惡所能輕易改變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