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被恩格斯稱之為“不亞于唯物史觀偉大發現”的第三大發現，但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一些學者深受前蘇聯盧森貝模式的影響，對于《資本論》及其手稿中蘊藏的方法論瑰寶并未做深度挖掘和文本解讀。而馬克思及其中介范疇理論等原創性思想，凸現了馬克思經濟學方法的當代價值、原創性質、理論張力和時代意義，它們實際上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新的增長點，成為建構中國經濟學體系、經濟發展模式和詮釋經濟發展方式的方法論基礎。

一

也被稱為“總體性”原則、“整體性”研究方法、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學說。它是超越了黑格爾邏輯學的“正、反、合”命題、方法論整體主義的一場方法論革命，是正確處理主體和客體、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歷史和邏輯之相互關系，“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的方法。

馬克思從“生產總體”出發，區分了作為客體的“具體總體”——就是客觀存在的社會形態尤其社會經濟形態——以及再現于人的思維之中的、作為主體的“思想總體”。后者對具體總體的再現是通過一系列經濟概念、范疇、規律、理論的建構，并最終賦予經濟學邏輯結構體系的形式，是一個具有諸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邏輯體系總體。

盧森堡（Rosa Luxemburg）、盧卡奇（Ceorg Lukacs）等人推崇“總體性”、“總體范疇”及其“至高無上性”原則，指出：總體范疇是辯證法的支柱，“總體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盧卡奇，1923）。

二

“思想總體”再現“具體總體”，有兩個前提條件或者方法論基礎：

其一，從哲學廣義方法論角度來講，就是馬克思的社會機體總體論（馬克思，1858）。它揭示了“具體總體”的“整體的聯系”和發展規律：“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即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進而把這一總體的內在聯系和“總體性”原則概括成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與“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的矛盾，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馬克思，1859年）。而這種推動總體的原動力是包括經濟因素在內的關于社會或歷史發展的合力（恩格斯，1890）。

其二，從經濟學狹義方法論角度來講，就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總體構筑方法。《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結構、《資本論》四卷結構及其蘊藏的“大寫的邏輯”正是馬克思邏輯體系總體構筑方法演繹的產物。這一方法是“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是“思想總體”再現“生產總體”和“具體總體”，并從總的聯系和內在矛盾中邏輯地再現社會經濟形態總體的一門學問，一言以蔽之，就是構建“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運動的邏輯體系（馬克思，1858年），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同時，也驗證了一句名言：“真理只有作為體系才是現實的”（黑格爾，1807）。

這一經典論斷出自被馬克思評價為“為重要的社會關系觀做了第一次科學表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經濟學手稿）之中的“經濟學提綱”（8條），其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不亞于彰顯馬克思哲學革命原創性成果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1條）。

這一方法論的其他規定性還有：1、結構的規定性和層次性。2、經濟學范疇轉化或移植的三大規律：范疇轉化的動力來自范疇自身內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繼范疇；轉化路徑是范疇中介管道；具備“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二重性的范疇，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之間的移植規律。3、矛盾分析貫穿于邏輯運動的全過程。4、經濟學元范疇（邏輯起點）、中心范疇、中介范疇的選擇原則。5、抽象法、歷史與邏輯相一致以及從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等。

馬克思關于“思想總體”再現“具體總體”的總體方法論，無疑是建構中國經濟學體系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基礎。

三

涵蓋范疇運動三大規律在內的中介理論，是總體方法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理論。因為辯證法運動和邏輯體系總體運動實際上是一種無求助于外力的凸顯自我揚棄、自我否定、自我發展的內源性矛盾運動，具有對立性、統一性和中介性。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亦此亦彼的中間環節或中介范疇而互相過渡、轉換或移植；倘非如此，僅僅關注矛盾的對立或統一這兩極，事物的矛盾運動就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和兩元對立，就不能完整地認識社會經濟形態總體的現實運動和邏輯體系總體運動的全過程。我國哲學界和經濟學界步前蘇聯思想界之后轍，在很長一段時間鮮有人涉足中介研究領域。但近些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呈現風起云涌之趨勢，如“馬克思總體方法”（顧海良，2005）、“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學說”（顏鵬飛，2006）、“整體性研究方法”（梅榮政，2004）、“馬克思主義整體性”（鄭麗娟，2009）、“總體性原則”（仰海峰，2011）等。

應該區分兩種意義上的中介環節、中介范疇和中介運動。

第一種意義上的，即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中介，它是邏輯演繹和體系構建的“樞紐點”、邏輯中項，也是范疇上升或轉化的條件和過渡及轉換環節（例如貨幣是商品轉化為資本的中介范疇）。毋庸置疑，這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總體構筑方法的重要一環，把握一切“中介”才能真正地認識事物，這是邏輯演繹和體系總體構建的重中之重。

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總體的生成和演繹依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概念辯證法的運動。它作為一種“思想總體”要素的諸種范疇的自我運動，實質上是一系列中介范疇、中間環節之間的中介運動。馬克思早在《巴黎筆記》（1843—1845）中提出關于范疇轉換的“中介活動”、“中介運動”、“中介環節”、“中介過程”理論，并且把貨幣范疇視為人的“異己的中介”；以后，在《資本論》手稿中，又揭示了“總體的各個環節”的“同一”和“差別”問題，以及范疇運動的“同時性”、“相繼性”亦即“關聯性”，并且批評了李嘉圖舍棄中介范疇的“過度抽象”的邏輯錯誤，即跳過從價值到生產價格之間的許多重要的中介環節和演變過程，把價值直接等同于生產價格，從而引發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相繼倒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第二種意義上的，即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橫亙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中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嚴格地講，是一種研究對象總體，應該把中介范疇、中介環節和中介運動納入研究對象總體之中。

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不應僅定位于單一的生產關系（斯大林，1952）、生產力（熊映梧，1978）、生產方式（于金富，2008），以及“聯系生產力分析生產關系”、“結合生產方式分析所有制”（何干強，2008）或者“生產關系總體”（胡鈞，2011）；而應定位于凸顯整體性原則的生產力——中介范疇——生產關系的研究對象總體模式（顏鵬飛，2011）。持類似觀點的，還有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模式（吳易風，1997）。

確定這一研究對象總體模式的重要意義在于：生產關系是不可能直接與生產力發生作用的，它必須通過一系列中介范疇、中介環節和中介運動，才能與現實生產力相結合。因此，基于中介范疇和中介環節的亦此亦彼性質，即具有既有生產力屬性又有生產關系屬性的親和力，由此而成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相互結合的溝通管道，扮演了旨在推進生產力發展、誘致生產關系革命、變革或完善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達到最佳結合的突破口這一重要角色。選擇何種能夠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中介范疇和突破口？必須審時度勢，依據所處時代條件、具體環境和經濟發展狀況而定。馬克思所說的“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馬克思，1858），即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機制以及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發展方式、管理方式、分工、產權、股份制等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不同程度上扮演過中介范疇和中介環節的角色。

在中國，如果說，實施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突破口是推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而代之以市場經濟體制，那么，現階段終于找到的中介范疇和中介環節就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今后數十年貫穿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