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社會理解、認同合理合法的“不公開”，關于“秘密”的討論，才能成為一堂很好的公開課

中央部門“三公經費”公開接近尾聲。近日，外交部向媒體表示，由于本部門部分預算涉及國家秘密，因此不予公開。

“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已成共識。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這樣的例外，包括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毋庸置疑，這些信息不能也不應公開。外交部的選擇，有其現實依據，也有國家利益的考慮。

然而，信息公開實踐中，有些“秘密”似乎并沒有什么道理。幾千個停車位造成市民出行不便，鄭州市規劃局卻以“秘密”為由拒絕公開規劃信息；北大三位教授要求公開首都機場高速公路收費數額、流向，也被“秘密”擋在門外。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利益秘密被掩映在了“國家秘密”的幕布后面。

從中央部門公開“三公經費”來看，時間、類目、口徑還未能統一，信息的公開與保密邊界還比較模糊。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嚴格標準、不經合理程序，那些“想公開的就公開，不想公開的就不公開”的部門和機構，會不會拿“秘密”當擋箭牌，讓公開變成走過場？這也是引起公眾顧慮的重要原因。

在保障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的基礎上，引導社會理解、認同合理合法的“不公開”，不僅會讓認識更進步、心態更成熟，更有利于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正因此，政府部門理應正視公眾的敏感，回應顧慮背后的疑問。

在我們相繼以中辦國辦文件推動信息公開、以最高法司法解釋保障信息公開的背景下，在“公開透明”漸成上下共識的時代潮流中，劃定不公開的范圍、標準和程序，對于規范“不公開行為”，至關重要。哪些屬于秘密？誰來判定秘密？該有什么程序？這些明確了，那些不該例外的部門，也就難以用秘密把本該見光的信息鎖在柜中。從“以保密為主導的公開”變成“以公開為主導的保密”，政務公開才能掌握好公開與保密的天平。

我們需要更明確的標準，細化相關條例中的籠統規定，收緊相關法規中“其他事項”這樣的口袋條款；我們需要更完善的機制，讓“例外”的劃定、鑒別和監管更公開合理，避免各個部門自定其秘密；我們也需要更嚴格的規定，確保不公開的程序正義，打消公眾對“自我豁免”的質疑。

實際上，向公眾說明不公開的理由、標準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種公開。在可能的情況下，如果能對不公開作一些必要的解釋說明，恐怕更能獲得公眾的理解認同。這樣的標準公開、程序公開，甚至比單純的信息公開更能起到普及政治常識、爭取社會信任的作用。

從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算起，政務公開剛剛開始三年。在中央部委的公開元年，對“不公開”的討論，于政府、于社會，都無疑是一堂很好的“公開課”。在這樣的討論、修正和實踐中，政務公開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