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于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形態的深刻轉型誘發了復雜的社會轉型風險。如何應對社會轉型風險，建構良性的社會秩序，因此成為了當前中國社會核心關注話題。區域化黨建是近年來提出和形成的黨建工作新理念、新模式，是基層黨建的嶄新探索，其重要價值就在立足于社會轉型時期的結構形態特征，使黨進一步融入社會和整合社會，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應對社會轉型風險。

社會轉型風險及其發生機制

在當前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這三個不同時代的特征交匯在了同一個時空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混合形態的社會。正如學者鄭杭生指出：“在這種社會里，歷時性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生活共時態地存在，從風險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現為歷時性的風險類型共時態地存在，即所謂風險共生現象。”也就是說，當前中國社會的風險結構，既包括傳統類型的風險，如傳染病、自然災害等依然構成對人民生活和社會安全的威脅；也包括在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不斷涌現和加劇的諸如失業、貧富分化、生產事故、刑事犯罪、勞資沖突、干群矛盾和黨執政基礎弱化等風險因素；同時，在局部意義上，后工業社會時期新型社會風險也逐漸顯現出來。

在當前中國共生性的社會風險結構形態中，源于社會結構變化而導致的制度性風險、階層性風險和文化心理性風險是最為凸顯的，同時也是最為基礎性和深層次的社會風險。本文所述的“社會轉型風險”主要指的就是這樣一個層面的社會風險形態。社會轉型風險的發生，根源于社會結構形態的變化和社會治理能力的滯后。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著多重的社會轉型過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鄉村社會向都市社會轉型，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同質社會向異質社會轉型，從總體性社會向多元化社會轉型。這樣一種多重的社會轉型，使得中國的社會結構形態日益呈現出多樣化、碎片化、流動化和陌生化的特征，增加了社會治理的難度，擴大了社會風險的來源。同時，在這樣一種復雜、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中，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社會控制體系、社會整合體系等逐漸趨于解體，而新的治理體系又未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由此而產生社會治理能力滯后于社會結構形態變化的現象，進而導致社會轉型風險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