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債務危機隱藏著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與政治體制的矛盾。西方政治體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權分立”，真功夫是競選。競選靠四大臺柱，第一是競選實力；第二是自身形象；第三是高能辯才；第四是利益許諾。為了選舉的需要，不管有無財力，各參選黨派競相承諾提高福利價碼，吊足選民胃口，逐漸形成“超高福利文化”。這種“超高福利文化”的“無限性”與民主政治體制趨向的“極端性”形成尖銳矛盾，并由此產生第二個矛盾，即兌現競選承諾與財政能力的矛盾。為了兌現競選承諾，就得提高財力；為了提高財力，就得增加稅收。但是西方逐漸的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化，造成產業空心化，就產生了第三個矛盾，即經濟衰退與增稅的矛盾。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環比已從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創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作為歐元區火車頭的德國僅為0.1％，法國更是原地踏步。經濟衰退增不上稅，又要爭取連任，就得實行赤字財政，大肆舉債，這就產生第四個矛盾，即保位與欠債的矛盾。為了保位而欠債，欠債越來越多，就形成了債務危機，就得減少赤字。“減赤”引發民眾抗議、消費低迷，帶來進一步的經濟衰退、失業增加，反過來又導致稅收下降、赤字增加，這就出現第五個矛盾，即克服債務危機與經濟衰退加劇和社會動亂的矛盾。現在示威游行和騷亂已經此伏彼起。高債務問題自身解決不了，就要向其他國家求救。這就產生第六個矛盾，即德國等國的救助意愿與救助代價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人豈能替希臘人埋單？默克爾面臨著要歐元還是要選票的問題。這也是德法等國口惠而實不至的原因。德國解決不了，歐洲央行也解決不了。英美等國由于是自主貨幣國家，還可通過債務貨幣化（變相賴賬）來解燃眉之急，比如推出新的量化寬松政策，政府向央行發債償還到期債務。但歐洲央行這樣做不但難通過，還可能導致各高債國爭搶“貨幣化額度”的亂局。這就是第七個矛盾，歐洲央行體制與債務貨幣化解決方式的矛盾。同時，目前不僅是西方高債國的融資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銀行體系的融資需求高峰，西方銀行體系的融資需求與其總負債的比率大多達30%－40％，這就產生第八個矛盾，高債國政府融資需求與銀行融資需求的矛盾。上述種種辦法解決不了問題，只好債務展期。債務展期產生第九個矛盾，長痛與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讓高債國破產，長痛是否就能解決問題？說不定會經歷更多的劇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債國破產。長痛短痛都不行，可否歐元區再前進一步成立“歐羅巴國”？歐元是歐元區貨幣體制的象征，“歐羅巴國”是歐元區財政體制的象征，這個設想可行么？這就出現第十個矛盾，歐元區貨幣體制與財政體制的矛盾。不用說無人強扭，強扭的瓜也不甜，德國人不干，我為什么替希臘人埋單？希臘人也不干，寧當雞頭不當鳳尾，小國之君也比大國小民風光……

上述十大矛盾中，主要矛盾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政治體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決政治體制上的“極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義”，十大矛盾難以解決，暫時解決也是飲鴆止渴。

（作者為本報特約評論員、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