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日記：五十年中國史之側影

司徒雷登是20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的見證人。他斷斷續續一共在中國生活了50年。這些經歷大致記錄在他的日記體裁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一書中。對于司徒雷登這本回憶錄，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群閱讀起來，其感覺也有所不同。但有一點不可置疑，那就是，司徒雷登的聲音是一個獨特的視角。

一、實證了辛亥革命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中國社會背景

司徒雷登回憶錄對于近代中國的社會狀況予以客觀的記載，主要表現為三方面。其一，他深刻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我作為傳教士，從中國得到的第一個印象是其民族主義的覺醒。過去她可能一直處于沉睡狀態。但是在屢遭外來的欺凌之后，她蘇醒了。”“當時人們普遍擔憂國家會被列強瓜分。”其二，面對中國的困境，他目睹了中國人奮發圖強、苦苦探索的經歷。1905年他首次到中國傳教，日俄兩國在中國領土上開戰，使中國蒙受奇恥大辱，它促使“中國青年普遍在探求有效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訣。他們大批地涌到日本留學”。第三，1908年他覺察到了近代中國的“革命”主題及趨勢，即“清王朝已變得搖搖欲墜”，“生活中飄蕩著一股革命的氣息”，而辛亥革命的爆發，“它沒有周密的組織計劃，卻輕易地席卷了全國”。

二、顯現了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注定失敗的預兆

司徒雷登的這本日記體回憶錄有大量贊美蔣介石的篇章，但也常常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無可奈何，和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命運的擔憂。這種潛意識在司徒雷登的其他文檔中也有記載，大致可以歸結如下：

其一，國民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蒼白無力，缺乏“志存高遠”的精神。一方面是它沒有革命的理想。司徒雷登提出：“國民黨的主張是消極的……并不抱有要推行民主和進行社會改革這樣一些較為積極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它沒有革命的信心。司徒雷登發現當時的政府領導人沒有政治理想，也不愿意實踐前輩的理想，“他（蔣介石）也應實行‘三民主義’的第三條，即民生主義。他點頭表示同意。可是我后來了解到，使他同意我的主張是一回事，而要他下決心采取堅決的行動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此外，他也沒有革命的策略，即“盡管在‘三民主義’和官方用語中，就民主和社會改革的問題作了強調說明，但更為緊迫的卻是軍事問題，后來是抗日問題以及同共產黨人的沖突問題”。

其二，國民政府在組織上仍采用舊式封建管理方式，腐敗叢生。司徒雷登發現中國的社會組織方式非常特別，即：“中國舊式的師生關系是非常嚴密的。空軍首領、海軍首領、高級將領通通忠誠于委員長，而不是忠于任何名義上的領袖，更不是忠于與個人無關的國家本身”。他還舉出具體的例子：“陳氏二兄弟一直是蔣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員”，“卻是一心一意地為領袖效勞的，他們為他樹立威信，反對他在黨內的一切對手，壓制黨外的一切反對意見”。就是在國難當頭之際他們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已經體會到了國民黨內部腐敗的猖獗：“許多官員都是通過‘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發了大財之后告老還鄉的。在滿清時代公款和私款是沒有多大差別的，當官的都可以撈一把，只是受其上司和慣例的限制罷了。共和國初期，這種傳統和習慣繼續存在，除了敵對軍閥的威脅之外，不受任何妨礙”。

其三，國民政府的嚴重腐敗導致其在軍事上的最終崩潰。盡管國民黨曾在進攻延安等地的戰爭中獲得了一些“勝利”，但司徒雷登早已發現這種虛假性：“他們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他已經發現了國民黨軍隊必將潰敗的原因。第一，士氣低落。“在國民黨官兵中籠罩著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人們普遍地推測，共產黨人很可能打散他們”。第二，士兵被奴役。一方面“政府根本不管士兵們的生活福利或作戰目的的教育，如此虧待士兵是他們的一貫作風”，另一方面，“他們大都是被強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為何和為誰打仗，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第三，腐敗腐蝕了整個國民黨軍事體系。“甚至在那個時候（抗日戰爭期間），軍官們的貪污行為就已十分猖獗。在國家資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經無望時，這一現象依然如故”。為此，司徒雷登對國民政府的失敗命運進行了小結：“中華民國政府失敗的原因，那不是因為援助不夠。我們派駐現場的觀察員報告說，在至關重要的1948年，國民黨軍隊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彈藥吃過一次敗仗。國民黨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極大削弱，實際上乃是戰爭初期我們派駐重慶的觀察員所見到的那種腐敗現象”，“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自行瓦解的”。

三、覺察到了民主派人士及社會民眾的期盼

其一是民主派人士的盼望。司徒雷登觀察到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分化，他寫道：“孫逸仙夫人是忠于她的丈夫及其所闡明的‘三民主義’的。后來她感到她的親屬違背了這一理想，遂投向了共產黨的人民政府，現在她在該政府中擔任著一個很高的職務。”他還通過宋慶齡分析了中國革命與蘇俄革命前景的差異：“（北伐戰爭失敗后）孫夫人在莫斯科寄居了不長的一段時間之后，斷定俄國的共產主義不是醫治中國弊病的靈驗藥方(盡管許多說法與此相反)，于是又帶著隨員到了柏林，大約一年之后我在那兒見到了他們。”

其二是民主黨派的期盼。司徒雷登區分了民主黨派的兩種表現，一種是以黨派謀私利的，如在國民會議召開時，“經過幾番討價還價之后，有兩個小黨謀得了幾個部長職位。并未給政府帶來相應的好處。就像我們自己國內搞那種不光彩的分配官職的做法一樣，那些小黨也為他們自己的黨員撈取肥缺。那些新上任的部長和他們的屬下，與他們所取代的國民黨官員相比，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其三是普通社會民眾的期盼。蔣介石挑起內戰后，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幾個月的經歷使我傷心透了。我痛苦地目睹這個國家處于大規模的沖突中，國力消耗殆盡，各階層的老百姓遭受著由此而帶來的種種苦難，卻又束手無策。人們遭到野蠻的屠殺，或是慘死在饑餓中，無人過問”。在1947-1948年間，司徒雷登已經意識到了蔣氏國民政府所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生活中所接觸到的每一件事，都與伙食情況一樣糟。教師和各個階層的一切專業人員，包括各級政府里一些有名氣的公職人員，生活情況尤為悲慘”。為此，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在不斷下降，而且這種情緒也影響到政府的各級官員。人們通過各種形式表達不滿，而學生罷課和舉行示威游行也越來越頻繁，整個社會殷切期盼新的曙光。

四、見證了國外各類勢力在華的表演

其一是美國在華的表演。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比較復雜。一方面，他以所謂的人道主義的面目出現，幫助中國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往往贏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國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美國出于自身的利益，利令智昏，使之看不清楚中國的未來，因而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在司徒雷登日記中所記載山西一位從事醫學的傳教士周以德的經歷正道出了這種矛盾性：“周以德十分清楚，中國人不但手無寸鐵，而且有苦難言，因為日本人是靠著美國向他們出售基本戰爭物資進行戰爭的。”后來，美國的這一政策在中國遇到了尷尬，“1948年，一切已變得為時已晚”。“不但共產黨人仇恨我們，就連那些心里沒有政府而又渴望和平的知識分子也仇視我們，他們認為，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援助才阻礙了和平的實現。政府也抱怨我們援助的‘太少和太晚’。我們遭到了中國各種持不同政見者的批評”。

其二是國際組織在華的表演。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凌辱，二戰后，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虛弱的國力并不足以支撐，當時的中國僅僅是西方列強手中的一個玩偶。在司徒雷登日記中記載了《雅爾塔協定》對中國的影響：“1947年1月6日，那天下午，我們拜訪了委員長”。“委員長直言不諱地談到了他對《雅爾塔協定》的看法，說誰也沒有征求過中國方面的意見。他還補充說，盡管他個人可以原諒那些當事者，然而，全中國人民對這種做法都極為憤慨，他希望能把他的意見轉達給杜魯門總統”。

司徒雷登的日記記錄的林林總總，從獨特的視角展現了那段厚重的歷史。這引起了后人在仰望歷史星空之際的無限遐想，尤其是在革命成功很多年后的今天，面對中國當今社會與經濟的巨大變遷，不禁讓人再次深入思考中國革命、建設中的諸多歷史問題。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