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民族國家認同是當代民族宗教關系的重要問題

多民族國家的多元宗教文化認同

■西方國家在民族國家認同問題上提倡“一族一教一國”的民族國家模式，不僅給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制造了困難，而且也給自身帶來了麻煩。……強迫推行單一的宗教信仰只能加劇民族國家認同的困境。

■在近代以前雖無中華民族之名，但是已經形成了中華民族之實。多元宗教信仰的認同，保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實現。

■中國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這種多元通合模式，可以為世界處理民族宗教問題提供中國經驗。

西方國家在民族國家認同問題上提倡“一族一教一國”的民族國家模式，不僅給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制造了困難，而且也給自身帶來了麻煩。因為在世界上，嚴格意義上的“一族一國”幾乎是不存在的，絕大多數民族的邊緣與國家的政治邊界并不重合。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移民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更使得絕大多數國家實際都是多民族國家。如果嚴格按照“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標準，即使一些已經分化成很小的歐洲國家，也還需要不斷地分化下去，如英國的蘇格蘭和愛爾蘭，西班牙的巴斯克。大一點的加拿大，其魁北克也存在分離主義的要求。在大量移民的情況下，歐美國家“國族”的正統地位也一再受到挑戰，以至于法國立法禁止穆斯林女學生戴頭巾上學。美國的政治家亨廷頓曾提出“我們是誰”的疑問，因為世界各國的移民越來越認同于他們原有的文化，而不是認同于美利堅民族文化。亨廷頓擔心隨著移民人數的增長，會影響美國文化的性質。他提出不是住在美國，拿了綠卡就是美國人，只有信仰基督新教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美國人。西方基督教保守主義的興起，強行民族同化的單一民族國家追求不但無助于民族矛盾的緩和，反而會激起其他宗教信仰民族的反對，宗教極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時有發生。因此我們說，強迫推行單一的宗教信仰只能加劇民族國家認同的困境。

相反，中國自古多民族國家多元宗教認同的經驗，倒是可以提供一個促進民族和諧相處的范例。儒家經典《禮記·王制》規定：“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五方之民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同，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必然也存在著差異，所以不能強求其統一。只要不違反政治上的統一，完全沒有必要強迫宗教信仰統一。所以夏、商、周三代時有“五服”制度，秦漢實行“邊郡”、“邊縣”制度，唐代實行“羈縻”制度，元明清實行“土司”制度，實際上已經形成民族自治的雛形。中國歷代統治者，不論是漢族掌握中央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掌握中央政權，都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寬容政策，用當時的話叫做“因俗而治”。因為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所以才能贏得廣大兄弟少數民族的真誠擁戴。在近代以前雖無中華民族之名，但是已經形成了中華民族之實。多元宗教信仰的認同，保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實現。

中國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這種“多元通和”模式，可以為世界處理民族宗教問題提供中國經驗，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中為洋用”。歷史的實踐證明，多民族國家穩固的關鍵在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認同。在五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正是由于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才能經歷沖突而不分散，不斷走向更高水平的融合與統一。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多元認同的產物。我們把中華民族稱為復合性民族，就是因為在中華民族之下還有漢族、滿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回族等56個支系民族。中華各族人民既認可自己的支系民族身份，更認可自己的復合性民族身份。所以我國各族英雄兒女在近代面臨帝國主義侵略、分化陰謀時，才能夠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使苦難的中華民族能夠浴火重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當代中國，幾代黨的領導人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思想路線，選擇了適合中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發展模式。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照搬蘇聯的“聯邦共和國”的國家模式，而是根據中國的歷史情況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后，祖國內地各省份加大了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對口支援，大大加速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形成了中華民族凝聚的穩固的經濟基礎。十七大報告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社會主義新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凝聚的根本的文化基礎。有了這三個基礎，中華民族的團結將會得到更大的加強。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教授，甘肅省委統戰部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