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無權剝奪農民的土地財產權

溫家寶總理在2011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否還需要以此來作基本保障，也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強調，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設計征地制度改革方案，2012年一定要出臺相應法規。

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出臺之后，總理的講話又明確了農村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點和關鍵處，提出了路線圖和時間表。這體現了中央對于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權利不僅具有堅定決心，也有制度設計上的清晰路徑。

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權利。承包法明確規定農民承包地經營權“長久不變”，農民的宅基地是農民祖祖輩輩安身立命之所，其使用權是農民代代相傳的權利，可以說是農民家園的家園。但很多地方，為了快速發展城鎮化，總是從最能降低發展成本的土地上切入，通過低價征占農地來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有的地方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甚至淪為“土地財政”，可稱之為“土地依賴”。對這些地方的主政者來說，這樣做，可能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增加了政績的亮色和財政的寬裕，有了辦大事、做更多公共服務的底氣和能力，這當然在一定時期內對一個地方的發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有益，在經濟發展初期，這也許還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情況下，繼續依賴于這種“土地依賴”，恐怕就難以為繼了。按照成本效益核算理論，任何事的成功所付出的總成本是固定的，經濟的成本降低了，一定會在政治、道德、文化等社會成本的增加上體現出來。一些地方依賴剝奪農民土地財產權利來獲得發展的成本優勢，單純從經濟上來看，確實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也讓人覺得這個地方發展得很快，這個地方的主政者有能力干大事。但是，靠侵害、剝奪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獲得的發展，必然不是可持續發展，更稱不上是科學發展。一方面，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受到侵害，必然引起農民反彈，造成強烈社會反響，對社會和諧穩定造成不利影響，使社會付出更多的行政成本和政治成本。另一方面，農民的權益蒙受損失，固然是農民家庭的經濟損失，也必然降低了農村的整體支付能力，對擴大農村內需形成反向作用，對這個地方經濟內生力量的培育和永續發展不利。所以，對社會整體來說，這樣的一時一地的發展，多少有些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