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路徑與“文化自覺”

三

中國是現代化的遲到者，“追趕”二字為百余年情狀的寫照。在追趕途中，山陰道上萬千風光紛至沓來，目不暇給。魯迅1919年在一篇隨感錄中說：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熱風》）

面對中國社會的“多重性”，國人提出過應對之策，如孫中山力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又在資本十分薄弱之際便警告要“節制資本”，試圖將現代化與防范現代化弊端兩級課題“畢其功于一役”，一并加以解決，這是國人交出的一種深謀遠慮卻又具有民粹傾向的答案。

幾重變革交疊的復雜局面，在現代化進程大大加速的當代尤顯突出：世界文明史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的種種歷史性課題，競相在現代中國共時性呈現，就今日中國面對課題的多重性、繁復性而言，既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沒有先例，綜覽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也罕見其匹——

（一）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又稱“第一次現代化”。

自洋務運動引入機器工業以來，一直在進行此一轉變，截至20世紀70年代中葉，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完成程度大約在60%（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頁）。2008年第一次現代化程度約為90%（同上書，第17頁），故1978年以來的三十多年，還要繼續完成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的未竟之業。時至2007年，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指數為87%，在全球131個國家中排名70位（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頁），屬于“初等發達國家”，或稱半現代化國家，也就是說，時下的中國也還只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大部分，估計到2020年前后全面完成第一次現代化（即工業化）。總之，19世紀中葉以降的百余年間，包括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及今后十年，中國首先要實現“第一次現代化”，即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科學與民主的倡導，“啟蒙”的呼喚，便是此一轉換間的文化訴求。

（二）從國家統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

這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時下正在探尋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的辯證統一之路。前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工業化的一種進路，作為一種“集權-動員式體制”，曾取得工業化的顯著實績，但又存在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僵滯之弊，終于在冷戰較量中敗下陣來。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揚棄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仿效過的蘇聯計劃經濟及集權政治模式，發揮市場的動力機制，使經濟、社會及文化贏得巨大活力，中國從物資短缺的賣方經濟向物資充盈的買方經濟轉化，文化產業方興未艾，第一次現代化進程得以加速，并為第二次現代化的展開奠定基礎。走出“蘇聯模式”，經濟-文化事業追索市場與計劃合理配置之路，經濟與社會、文化同發展，是三十多年改革的重要內容。

（三）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知識經濟）轉化，又稱“第二次現代化”。

在全球化趨勢下，發達國家正在經歷的這一轉化，也提上發展中國家的日程，當代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不必重走原初工業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納信息化時代的成果，贏得“后發優勢”，與此同時，生態危機、信仰危機等后工業時代的問題也紛至沓來，亟待我們解決，今天提出的發展“低碳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便是得之后工業文明的啟示。在第一次現代化尚未完成之際，又身歷第二次現代化大潮，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及今后幾十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特色。2007年中國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為42%，世界排名63位，與同年美國的109%、日本的102%、德國的93%、法國的92%、英國的91%尚存頗大差距。（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XVI）今后幾十年中國愈益深刻地接觸到第二次現代化諸課題，“可持續發展”命題上升到戰略高度，“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倡導，都是向后現代文明轉換的產物。

總之，三十多年來傳統文化現代轉型，不僅是古典意義的現代化（工業化），而且是上述三個層面的轉型的集合。

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應當防止只注意某一層級，忽略其他層級的偏頗，例如，考察中華元典精神的現代轉換，不僅要看到它們是構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資源（如開掘民主精神、科學精神），而且還要發揮它們所具有的深遠的后現代意義。

以工業文明為基石的現代化進程，給人類帶來的不是單一式的進步，而是善惡并舉、苦樂同行的矛盾過程，即章太炎所說的“俱分進化”。就人與自然的交互關系而論，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為指針的工業文明在造就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始料未及的環境破壞。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論，工業文明取得了社會契約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進展，卻又帶來社會的失衡和人的異化。為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自身的和諧發展，單單依憑近代意義的科學與民主，顯然是不夠的，而要深入發掘元典關于協調陰與陽、柔與剛、利與義等對立統一關系的富于睿智的精義，并在實踐中探討其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因此，傳統思想的現代轉換，是一個偕時而進、不斷深化的進程。

正確認識傳統思想在現代轉型中的作用，必須克服直線進化史觀帶來的蔽障。統觀人類文化的進程便會發現，文化的演化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在一個螺旋圈層內部，作為終結的第三階段（“合”）綜合著前兩個階段（“正題”與“反題”），履行著在新的更富有內容的統一中揚棄其片面性的功能。宗教改革對希伯來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運動在文體上對先秦兩漢的復歸、思想上對原始儒學的復歸，明清之際進步思想對先秦諸子的復歸和對三代之制的崇仰，均為例證，而中國現代思想家對元典精神則進行了又一次辯正式復歸，更為顯例。今日的思想界在現代文明基礎上，在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正對元典精神醞釀著新的創造性復歸。這是我們考察傳統思想現代轉化時應予關注的一個方面。

總之，以周正的態度認識文化的古今轉換與中外對接，看待東亞智慧與西方智慧的優長與缺失，把握其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努力謀求二者在各種不同層面的互補互動，達成整合與涵化，方有可能探尋健全的新文明路徑。(馮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