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少數民族的新文化符號

“傳統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性想象的沉淀。”春節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從送灶神入年關開始，迎神祭祖、行花街、守歲、貼春聯、接財神、放鞭炮、拜年到出年關、行開耕禮、辦廟會、鬧元宵、舞龍舞獅，再到出春色、玩飄色等，“最終形成一系列適應自然環境、調諧人際關系、傳承文化理念的禁忌、占候、祭祀、慶祝、娛樂等活動項目”。這種“沉淀”，千年不絕，代代相傳，歷久彌新，使傳統具有了連續性、秩序和意義。

符合各民族的內外需求而被接受

春節的確立與普及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節日文化的生成也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是由多種文化元素綜合與提煉的結果，并構成一個完整而和諧的節日體系。源于中原地區的春節最初是由漢族構建的一個文化空間，因人口遷移、民族交融、文化流動而帶來的文化互動，使春節演變至今只有節日名稱和時間空間尚未發生變化。

春節對于少數民族來說，其實最初也是一種文化適應。但最終把“漢人的春節”的稱謂變成“過春節”，其意義不僅在于去掉了“漢人”二字，更在于少數民族對這種異質文化的接受，從而使“過春節”成為了同質性的訴求。

關于這個問題，學者貝利認為，文化適應過程中將同時面臨著保持原有文化的認同和接受主流文化價值觀的雙重選擇，對這兩個維度的肯定與否，會產生四種文化適應策略：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保持與主流文化的關系稱為“整合”，只注重保持與主流文化的關系而放棄原有文化的稱為“同化”，只注重保持原有文化而不注重保持與主流文化的關系稱為“分離”，既不認同主流文化也不注重保持原有文化的稱為“邊緣化”。在這四種策略中，春節被認同就屬于“整合”的適應策略，是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一種最佳模式，它實際上已在各民族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間構建起了一種平衡關系，由此，春節變成了超越民族、地域的全民共享性節日。

在云南，春節作為已被各民族廣泛認同的一種節慶方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孕育出了諸多慶賀新春的“趣風異俗”。2011年的春節為展示不同民族的習俗提供了鮮活案例，以下初略歸納的“云南民族過年十八味”或許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各地、各民族春節習俗的概貌：景頗山上都是菜，不使碗筷用手來（德宏州/景頗族）；耍龍唱戲齊跳舞，家家戶戶迎本主（大理州/白族）；迎春插花來打跳，跳出灰來跳出笑（楚雄州/彝族）；不用筷夾用手喂，米線過手好滋味（德宏州/阿昌族）；火塘邊上映笑臉，共飲俠辣親情連（怒江州/怒族）；煮酒插松掛經幡，男娃女娃穿新衫（麗江市/普米族）；家家戶戶洗大門，春聯都是東巴文（麗江市/納西族）；卡雀哇節好熱鬧，頭戴牛頭把舞跳（怒江州/獨龍族）；澡堂會萬人共浴，同心酒開心歡愉（怒江州/傈僳族）；跳鍋莊人人快樂，獻哈達扎西德勒（迪慶州/藏族）；蘑菇房里炊煙起，梯田邊上歌聲齊（紅河州/哈尼族）；秧蘿內傳遞信物，花街節霓裳輕舞（玉溪市/傣族·花腰傣）；跳花會上歌聲妙，吹響木葉人歡笑（曲靖市/布依族）；吹起葫蘆人歡笑，擴塔節上真熱鬧（普洱市/拉祜族）；拉動木鼓來過節，阿佤山上同心結（臨滄市/佤族）；姑娘小伙來對歌，村村寨寨皆歡樂（文山州/壯族）；蘆笙歌情滿花山，百褶裙舞到星閃（文山州/苗族）；牛皮大鼓慶豐收，基諾大歌響箐溝（西雙版納州/基諾族）。

在這些習俗中，相當一部分本身就是各個民族固有的傳統，只不過被移植到了這個特定的時空之中。春節作為“既神圣重要而又美好快樂的日子”，其中體現出來的民族凝聚、人際調節、心理制衡、生產導向、文娛體育、教育宣傳、文化傳承、信息傳播、商品紐帶等功能符合各民族的內外需求而被接受。

社會文化潛隱功能的顯現

作為共享性的節日，春節對于云南少數民族具有積極意義。

第一，少數民族春節習俗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民族春節習俗的內容，使中華文化多樣性的深刻內涵在這一文化空間中得到了提升。習俗的發展具有“俗隨時變”的特點，春節也不例外。從宏觀上看，少數民族傳統習俗介入節日中，并非是對春節精神內核的顛覆，反而是被發明、被持續生產和塑造的結果，具有新建構的特點。而少數民族在春節中的一系列祭祀、聚會或飲食等風俗，既包含了娛樂或休閑的成分，又有特定的人文取向，更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種表達，增加了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又一平臺，于“節日中存在的儀式行為，是他們社會文化潛隱功能的顯現”。

第二，春節成為少數民族地方性知識中的新文化符號。各民族在春節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既吸納了“異文化”有益的因子，又未放棄本民族的傳統，甚至有所創新。因為，“文化傳統、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質都具有持續性、‘生存力’或‘慣性’，這就是文化的穩定性原則，即當一種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變時，這種變化也只會達到不改變其基本結構和特征的程度與效果”。通過春節，少數民族將文化認同的符號從群體內部的固有傳統升華至“國家符號”層面，不僅有利于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而且在原有地方性知識中加入了新的文化符號，出現了“新民俗”。

第三，春節成為增進民族內部凝聚力和加強民族之間親近感的重要紐帶。春節在長期的歷史傳承中已內化了少數民族的心結，享受春節，就是集中體驗、傳承歷史文化傳統。參與春節活動，借助共享的傳統，是一次集體認同的過程。少數民族群眾散居各地村寨，因生產繁忙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平時很少聯系，一般只有通過節日才能互相走訪團聚，個體成員或群體文化事項也才會得到集中展示。“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民族村寨中許多在外工作、求學、務工的游子也許會放棄參加本民族傳統節日的機會，但春節所體現的親情情結、敬族情結、尋根情結、鄉土情結則牽引著他們的心，真正成為民族情感的黏合劑。

春節這一符號和少數民族所處的文化場域共同構成了少數民族節日文化的空間；在少數民族眼中，春節從“你們的”、“他們的”到“我們的”稱謂與實踐，反映了春節在時代變遷中發展成為容納多種主體、多重資源的文化運作空間；通過擴寬春節在社會文化中的“共享性”作用，促進文化多元化發展，同時守護節日文化的受眾主體，以此延伸和擴展春節的文化空間，進一步突出文化中國的“表情”，應當是全民對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標志。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