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重慶歸來話重慶

我有一個觀點，中國的發展要放在整個世界的背景下來看。我多次說過，中國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我還說過，中國的“發達板塊”在這方面起著帶頭作用，上海在許多“硬件”上（地鐵、機場、公路、碼頭、高鐵等）和“軟件”上（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超過紐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這兩天在重慶考察后，我覺得我們的“新興經濟體板塊”也可以這樣做，并可能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在不少方面（如住房、社會治安、居民幸福指數等）后來居上。從這個角度看，重慶的探索也具有國際意義。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探索的是“選拔” 加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我過去比較關注這個模式在上層構架的實踐，但這次在重慶，我們看到基層黨組織的一些實踐，實際上也是這個思路，通過組織功能性黨小組，黨員干部幫助農民，提供具體服務，如科技入戶等。這樣做既鍛煉了黨員干部，又使百姓知道投票該投給誰，這是很有創意的做法，也有利于從政治層面推動經濟發展和共同富裕。我看中國探索的“選拔”加某種形式的“選舉”的政治模式站得住腳，從基層到最高層，通過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其總體效果明顯好于西方光是靠“選舉”的模式，因為西方模式幾乎沒有了人才觀念，這也是西方現在總體走下坡路的關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