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強國戰略：跳出文化自負與自卑窠臼

由此，我們可以在“天下”觀念中看到：其一，家國同構體是一個沒有固定邊界甚至也無確定民族為依托的集合，任何實現儒家倫理的地域、民族都可以納入這一家國同構的道德共同體;其二，中國是實現儒家道德倫理的禮儀之邦，處于道德的最高等級，是人類社會的中心，根據道德水平的高低，又可把其他國家分為夷國和藩國，它們均處于天朝帝國的周圍。因此，那些沒有實現儒家道德倫理的個人、共同體和國家，就往往被視作不可教化的另類和異端。

但是，我們并不能以此為根據認為“天下”暗含了中國領導世界的內容，如“中國治下的和平”的野心，當然也不能贊同“漢以來的進貢體系雖仍然體現了天下觀念的影響，但天下觀念已被歪曲，大一統帝國這一新身份使原來的文化邊界變成了政治邊界，原來文化性的華夷之別變成了政治性的華夷之別”的說法，甚至認為“天下體系是一個反帝國的政治體系”。筆者堅持認為，“天下”作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概念的色彩要比作為政治意義上的概念的意味更濃。正如錢復所說，中國人“對于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愿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于天下，來求天下太平”，“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里，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并不存在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

“天下”作為文化意義上的概念，它仍然是一種文化優越論，是一種文化自負表現的抽象表達。這種文化自負使得中國人即便是在從18世紀的繁榮走向19世紀初期的衰落時還仍然沉浸在傳統的天下觀念的迷思中，并未意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改變。或者說，由于文化自負，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人并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動力來突破傳統的世界圖式。有學者將這種遲鈍稱為制度惰性使然，但筆者覺得這是文化保守和文化自負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