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安立志

文化的悠久，作為一種資源，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炫耀與自豪之便，但也會因其歷史因襲的沉重而令人沮喪。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針對我國傳統文化，明確提出了“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統一”的方針。我對《決定》作過統計，長達17000多字的文獻，“創新”一詞出現了36次，“傳承”一詞出現了8次（“繼承”出現了1次）。從純粹統計學的角度看問題，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似乎《決定》更加注重創新而非傳承，其實，“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是作為《決定》第五章的一個專節闡述的，而“創新”一詞則分布于全文，其指向則是各種各樣。

“傳承”好像是近幾年的新詞，在同一意義上，過去通常使用“繼承”一詞。“傳承”者，傳遞、傳接、薪火相傳之謂也；繼承、承受、一脈相承之謂也。傳承與創新，似乎也屬于辯證統一。費孝通先生對這一關系曾經作過精辟的論述：“創造不能沒有傳統，沒有傳統就沒有了生命的基礎。傳統也不能沒有創造，因為傳統失去了創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斷地創造才能賦予傳統的生命。”傳統文化為什么不能只有傳承而應創新呢？傳統文化并不都是“維生素”與“蛋白質”，也必然有著“病毒”與“細菌”。正因“五千年”歷史長河的過于悠遠與古舊，自然少不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文化如何傳承，自然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確定一條原則是容易的，難的是如何操作。何為“糟粕”，何為“精華”？以什么為標準？誰是標準的制定者？如何鑒定某一標準的客觀性或科學性？即使對于《紅樓夢》這樣一部古典小說，尚且“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何況“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