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犯罪緩刑濫用更需制度遏制

遏制職務犯罪，逐個擊破是個方法，卻未必是個很好的方法。站在最高法的立場上，在不同領域出臺意見已經是其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其余的譬如修正立法、分割決定權等制度性的構建，則不是其一力所能承擔的。

日前，最高法出臺一份意見，要求在危害生產安全的刑事案件審判中，嚴格控制緩刑、減刑和假釋。此次最高法出臺意見，強化事故責任的區分，提高緩刑適用的門檻，并強調要嚴懲事故背后的官員瀆職，以遏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頻繁發生。

緩刑，尤其是在與職務犯罪相關的案件被濫用，已經不是第一次被關注。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檢組織開展的全國檢察機關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專項檢查發現，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也就是說，全國近七成的職務犯罪免刑緩刑，而絕大多數在一審中被判處緩刑的職務犯罪案件，最終得以順利執行緩刑。我國緩刑適用率總體上是很低的，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瀆職犯罪的緩刑適用率卻毫不遜色，甚至還高于西方發達國家，很難說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人民群眾難以接受不足為奇。

事實上，這種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的趨勢化已經進入高層視線。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要求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工作機制。同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對外公布了《關于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通知》，其中規定，對與危害食品安全相關的職務犯罪分子，一般不得適用緩刑或者判處免予刑事處罰。此次最高法在危害生產安全的刑事案件中再次扎緊“緩刑”的口袋，突顯了對職務犯罪輕刑化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