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國經濟下行中的“忙中添亂”

正確認識和冷靜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我們應以正確認識經濟下行合理性為前提，在出臺短期政策措施時，更應該鞏固和完善宏觀調控政策窗口的制度基礎。因此，要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不能忽視地方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突出作用。中央政府具備全局性和宏觀理性，而地方政府具備局部性和微觀理性，不能簡單批判地方非理性膨脹。尤其是，不能破壞市場機制，損害民間積極性。

（一）正確認識經濟下行客觀必然性，提高經濟下滑容忍度

目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將面臨較為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歐債危機仍未得到有效解決，一些發達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依然沒有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徹底復蘇，國際地緣政治風險猶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頻現劇烈波動，市場信心不振，消費動力和實力不足，出口環境惡化，外需低迷導致出口不利。不斷惡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均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壓力。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中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同時還相應地進行了宏觀調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實施了資源、價格、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雖然有一些成果是自然回歸使然，但客觀上造成國內資源成本、能源和勞動力成本變大，企業經營成本壓力加大，同時還伴隨流動性緊縮“緊箍咒”，企業經營變得愈加困難。加上長期沒有解決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不暢問題，尤其在民營中小企業和壟斷大型企業之間流動不斷減少，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內、外”、“主動、被動”和“規模、結構”等多種“雙重”壓力導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變大，經濟下行趨勢具有必然性。

（二）合理分權，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新中國成立后，歷次重大改革都是圍繞財政體制展開的。在財政體制改革中，要處理的一個重要關系就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如果能妥善處理兩者利益關系，就能有效激發地方積極性，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非常有利。提高地方自主性的前提是科學合理地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權、分配中央和省以下政府職能。對支出責任劃分，一方面，必須考慮事權受益范圍大小，如果應該由中央統籌的，就應該嚴格限定在中央級次；如果受益范圍是區域性的，就應該由省以下負責。另一方面，必須考慮信息成本問題。除了一些可以共享的信息外，基層收集和處理比較容易的，就應該由地方主要負責、中央統籌；而對信息收集成本較低，比如養老保險，就應該由中央全面負責。

（三）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

通過不斷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凸顯。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領域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可以適度干預市場，但不應越過市場邊界。應通過不斷深化改革，科學界定政府職能，通過法制化手段規范政府與市場關系，逐步轉變為服務型政府。一方面，政府應致力于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宏觀調控打下基礎；另一方面，政府干預手段應從過去以計劃和行政手段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特殊時期，不斷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有利于改善市場競爭秩序、深化市場化改革。同時，應加大政府投入，尤其是加大農田水利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節能減排、保障房和民生工程投入力度，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和服務。

（四）理順體制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民間積極性

要避免政府與民爭利，必須為民間資本掃清體制機制障礙。首先，要分類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對需要保護的國有自然資源所有權，一定要通過法律制度予以確權；對可以放開的自然資源產權束中的其他產權，也應向民間放開。其次，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由于有地方政府信用擔保，更確切地講，按照歷史慣例，會有中央政府兜底，一些金融機構“重公輕私、重大輕小”，主要通過給政府融資平臺和大企業借貸獲利，當出現清償風險時，總是出現“大而不能倒”。所以，如果不完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大型公有金融機構因沒有破產之虞就會與民間資本展開不公平競爭。再次，要創新一些制度，打破壟斷、釋放民間積極性，比如理順國有企業利潤與全民分配關系、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等。此外，調動民間積極性還應涵蓋提高民間消費能力，為此必須奠定一些制度基礎，比如應對以人口老齡化為主要特征的人口結構變化而必須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護老齡社會消費的消費者權益保障體系、刺激消費增長的消費金融體系建設以及讓土地流轉增值的土地制度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