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報》用4個整版公布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系電話。但在工作電話公布后的首個工作日，即18日，記者們隨機撥打了部分電話，除了部分忙音之外，不同領導電話的接通率存在巨額差別。

　　《東方早報》的記者總共撥了5部電話，結果撥通了4部，接通率80%，不過他們撥的對象是昆明市委書記仇和、昆明市長張祖林、昆明市委副書記楊遠翔、昆明市委政法委書記海文達、昆明市委宣傳部長張紅蘋。而《重慶晨報》在上班時段總共撥打呢有關部門35個副局長的電話，結果僅13名副局長接聽電話，接通率卻只有37%。 
  
　　一起公布的領導干部的電話，同是在工作時間撥打的，為什么接通率存在如此大的差別呢？昆明市今后還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對比接通率的差別，我們發現越是高層領導干部，電話接通率越高；越是基層干部，電話接通率越低。這至少說明了這樣幾個問題：第一，領導干部對公布工作電話的做法還沒有統一認識，有的思想上接受了這種做法，有的還存在抵觸情緒；第二，不同層次的領導干部對公布工作電話的重視程度不一樣，高層領導往往是下決心推動這項工作，并帶頭示范，而基層干部卻還沒有充分重視；第三，昆明市委、市政府辦公廳下發通知要求領導干部在任何時候，工作電話、移動電話、家庭電話“三通必有一通”，接通率的差別也說明《通知》的執行打了折扣，政令還未完全通暢。

　　基層領導干部工作電話的接通率較低又說明了什么呢？除了重視程度不夠之外，可能還說明兩點，一是可能證實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正中歪下亂來”的傳言，基層對上面文件、通知、精神的執行不力，或者應付了事；二是可能說明基層的工作做的還不夠好，不敢面對樸實的群眾，“工作做到家，就不怕人騷擾”，不敢接電話，多數恐怕還是自己心虛。

　　昆明的市民說的很直接，有問題能夠打電話直接找領導固然好，但如果打電話沒人接，或者有人接電話沒人解決問題，這種情況會讓老百姓對該部門的工作更加失望。昆明市委、市政府也很有決心，“電話號碼的公布還只是政府工作作風轉變的一小步，還只是一個開端。”因此，我們希望昆明市委、市政府采取更多轉變工作作風的措施，切實做好為民服務工作。在公布電話這件事情上，至少還要努力提高認識，形成共識，并加大監督考核力度。對于市民，筆者建議不妨把和領導干部的電話進行錄音，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公布出來，看看不同部門領導的工作態度與工作效果。

　　我們相信，昆明市一定會以公布領導干部電話為起點，建設成為民服務的全國模范和榜樣。我們也希望，其他地方可以向昆明學習學習，也來推進這項為民便民的工作。（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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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