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鐵道部從5月1日起至6月30日，集中60天時間為東北地區集中搶運1000萬噸糧食，以最大限度地解決東北糧食外運難問題。專家表示，此舉將有助于穩定南方稻米價格。

　　我基本同意這種樂觀判斷，然立足于過去十數年來的糧食政策歷史及實踐，我認為還需要注意防范“好心辦壞事”。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保障糧食安全，不僅需要總量平衡的調節，在庫存結構、地區布局和加工、物流體系等任何一個配套環節出現梗阻，都可能會導致糧食安全出現問題。

　　據筆者計算，2006年前十名省份的糧食產量占國內總產量的60.94%。糧食主產區多為一些經濟欠發達的省、自治區，而缺糧省多為經濟發達地區。這種糧食生產格局的變化，一方面反映出南方經濟轉型快于北方，工業化、城市化也快于北方，另一方面也是地區間比較優勢的自然演化，從而糧食產銷格局由早年的南糧北上轉為北糧南運、北出南進。與這一格局相伴生的，則是糧食流通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問題。它不僅表現在從分散的糧農到初級收購者、二級收購者、零售商直至最終消費者中間的多層供銷關系帶來的制度摩擦費用上，即糧農的生產出售價格到批發市場的批發價格再到最終銷售價格的層級傳導過程中的差異，而且運輸成本也非常巨大。由于油價高漲，公路運輸成本增加，糧食運輸利潤空間縮減，一些車輛紛紛退出糧食運輸市場，加之鐵路運力緊張，造成糧食產銷脫節，銷區糧食持續漲價（部分地區則出現囤積、搶購風潮），產區則又出現“賣糧難”。

　　具體而言，一方面，根據規定，中央政府向各省撥付基金時，要求省里配套相應比例的財政資金。由于產區糧食多，所需資金規模極大，而產區又往往經濟不發達，結果導致產區財政不堪重負。從產區角度看，這是在為銷區免費存糧，是通過政策和體制繼續實行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的逆向轉移支付，心中自然有怨氣。

　　另一方面，國家儲備庫的布局結構在產銷區也存在失衡。1998年以來，為加強糧食儲備垂直管理，國家興建了一大批新庫，對全國儲備糧庫點進行了再調整。在當時的糧食過剩局面下，為搶收糧食盡快入庫以免露天存放造成的糧質損失，一些儲備糧庫并未經過很詳細的科學論證就批準開工。儲備庫布局向產區傾斜，有利于加強糧食收購；反之若向銷區傾斜，則有利于加強糧食拋售。目前看來，由于糧食生產的季節性特點，短期內運送大量糧食到銷區必然造成極大的運輸壓力，且還要在產區建立足夠的周轉倉容，極不經濟，因而下一步應當對銷區倉容建設有所注意。此外，在確保各地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同時，還需要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方針，通過諸如發達地區對主產區糧食生產進行投資和訂單合作等方式，產區要增加糧食生產供給能力，銷區要參與產區糧食生產，從資本和智力上提供對口支持，建立國家、產區、銷區共同承擔的糧食安全責任機制，確保全國糧食市場的統一、完整與和諧。

　　從全國范圍講，糧食市場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而中央儲備糧和地方儲備糧同時存在，意味著這一市場中存在著兩個基于不同目標的不同利益主體和市場調控主體，必然會發生利益摩擦與沖突。地方政府有著向上推卸責任和搭便車的動機:不愿多生產糧食，愿意轉移資源發展比較收益更高的非農經濟；不愿搞地方糧食儲備，甚至一些基本的糧食流通基礎設施建設也不愿投入，因為有錢不愁買不到糧，何況天塌下來還有中央儲備頂著。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這種行為取向一經趨同，其結果就是合成謬誤，在突發事件面前手足無措。事實也證明，在糧食供給緊張時，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往往不是吐糧，而是為保證本區域糧食自給而補充庫存，同中央儲備爭搶糧源，進一步加劇市場上的供給緊張；在糧食供大于求時，地方政府為減少補貼糧庫的儲備費用支出，往往沒有增加地方儲備的積極性，而是把收糧壓力轉嫁給中央儲備。

　　這種體制因素導致的地方政府的逆向調節行為，在1993至1995年的供給緊張和1996年的供大于求時，都普遍地發生，造成大量損失。僅以1994年為例，當時推行匯改，外匯并軌使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為避免匯率貶值引致損失，此前主要以消費進口糧食為主的東南沿海省份在1993年底提前獲悉匯改消息后，就轉而向中部稻米主產省和東北玉米主產省大肆搶購，以增加本省儲備，但此舉非但沒有緩和地方民眾哄搶食品的緊張情緒，反而進一步推高市場糧價從南到北報復性上漲。而這其中還有一部分南方糧商借人民幣貶值帶來的獲利空間，將從內地搶購來的糧食大量出口國外，坐地生財。

　　誠然，今天我們面臨的外匯環境與當時恰好相反，但不要忘記當下國內糧食價格與國際市場糧價仍然存在倒掛。雖然國家年初已經對糧食出口有所收緊，但實際上拿到一張出口配額憑證并不是難事，從這個角度看，也不能排除今天重演14年前那一幕的可能。對此，我們應保持警覺、加強監督并有所防范，切莫好心辦了壞事——成全了部分投機糧商，卻加劇了糧食供求緊張。（曹東勃）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