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是公民權利的代言人和保護者。當百姓的權益受到侵害，特別是面對強勢的公權的侵害時，弱勢的個體往往需要具備專業法律知識的律師來幫助維護權益。然而，這一法則，卻在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區發生了扭曲。(《半月談》7月23日)
據報道，連續多年，科爾沁區政府依靠行政權力聘請全區近百名律師為法律顧問，無償為政府服務。根據當地有關規定，受聘于政府的律師，就不能再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由于律師資源被政府壟斷，老百姓在當地要求法律援助比登天還難，受聘律師也是一肚子苦水。法制社會才產生了律師這一職業，而律師要做的事就是根據其當事人的委托，利用自己所擁有的法律知識，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這個過程中也就客觀上為法制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一旦發生了律師被政府部門獨占(無論是“包養”還是無償霸占)的“獨特做法”，都是對法制社會的一大諷刺，而這種做法居然是一級政府的“獨創”，就尤其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和可怕，這不由讓人想到惡霸霸占良家婦女，這之間有什么區別？區別就在于，一個惡霸只能霸占一個或幾個良家婦女，而一級政府卻將當地的“良家婦女”給“包干”了，而且要求那些被霸占了的“良家婦女”必須“從一而終”!
科爾沁區政府為什么要將當地的律師“一網打盡”？其司法局原局長梁志貴接受記者采訪時自豪地認為這一“獨特做法”，是主動為政府分憂，可以直接降低上訪率。律師的職責什么時候成了為政府分憂、降低上訪率了？當然，按律師職責的正常履行，在客觀上也是可以起到為政府分憂、降低上訪率的作用的，但絕不是如科爾沁區政府的這種通過行政權力將當地律師資源霸占來實現。
每一級政府大概都希望有人替它分憂，上訪的人越少赿好，這是很正常的。不過，分憂是分其應做工作的一部分，是減輕其過重的工作內容；而降低上訪率，也是應該在政府的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少有擾民、傷民的事發生，少有不公平的事出現，群眾沒有了上訪講理的必要。可科爾沁的情形是怎樣的呢？是經常發生了侵犯群眾利益的事，不希望群眾上訪，不愿意群眾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打民告官的官司，因此，要借助那些法律上的內行來勸告群眾“少惹事”，并斷了群眾進行民告官的律師資源，從而希望群眾斷了打民告官官司的念頭。如今的中國基層群眾，不是有很大的冤屈，誰會愿意上訪？誰都知道中國民眾的上訪路難行；如果沒有重大的利益被損害，誰敢去民告官？民與官之間的力量對比，本來就是十分懸殊的，而政府對可能有民告官想法的民眾還采取了在法律援助上釜底抽薪的做法。一級人民政府，不是將精力用在如何為人民謀福利上，而是用在當損害了群眾利益后，如何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對付群眾上，這樣的政府，還能叫人民的政府么？
如此做，其實就是在堆積大量的民怨，是在制造炸藥庫，是在有意形成人工“堰塞湖”，如果不能及時解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爆發，那時候，當地政府才會感覺到，這種做法到底是良策還是一種禍端。從貴州甕安的“6.28”到云南孟連的“7.19”，間隔時間短得讓人膽寒，其發生的共同點都有一點就是不知不覺中慢慢往“炸藥庫”里堆積炸藥，由于某個契機而引爆。科爾沁的這種做法，不是也正沿著這個方向運行？
政府的權力如何用好，對中國政府而言，還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好的問題。（陳家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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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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