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已經提交到國務院法制辦，其中規定了個人和企業經過批準將能夠合法從事放貸業務。一旦《條例》獲得通過，意味著銀行在信貸市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民間借貸陽光化”在國家立法層面得到確認。

　　之前，民間信貸行為往往被一個并不光彩的詞匯——“地下錢莊”所代替，而此次對民間信貸業務的承認，表明“地下錢莊”將可能走向合法化。從開放金融市場競爭角度看，這樣的政策變化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經濟形勢趨冷的風險現實存在，而微觀企業的資金狀況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企業資金周轉困難，且進一步透過企業間的資金鏈條而傳染擴散。資金的窘迫反過來讓企業更加無力對抗寒冬，繼而進一步萎縮社會投資、減少社會需求，形成惡性循環。打破惡性循環的要害就是外部資金的積極注入，但遺憾的是既有的商業銀行體系似乎難堪重任。

　　10月份的貨幣信貸數據顯示，當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額為1819億元，增加額創年內月增加額新低。一面是嗷嗷待哺的企業，另一面卻是手握資金卻謹慎放貸的銀行，尷尬的局面迫使調控部門不得不另辟蹊徑，選擇此時開放民間信貸，正是因此僵局而來。

　　市場競爭的力量是強大的。從長期趨勢講，開放金融信貸市場有利于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效率的提升，這是不容置疑的發展方向。但同時必須注意，不能將民間信貸市場開放的階段性屬性當作限制其發展的理由。

　　事實上，從目前各地所公布的小額貸款公司操作指引看，很多既有的民間信貸機構，盡管日常的“業務經營”已經非常成熟，但自身的資質狀況卻很難達到規定要求。卡住民間信貸機構實現正規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機構及其人員須具有銀行業務從業經驗；二是對于從業人員的學歷等要求。但多數民間信貸機構是憑借對“熟人社會”的深刻理解，以其社會屬性來監管金融信貸風險。這樣的做法不同于商業銀行的風控體制，卻能給民間信貸帶來超乎想象的能力。

　　比如，在世界都在為信用經濟的困境而擔憂時，溫州農村一家農村銀行卻以其績效展示了民間金融的活力。成立于2005年的溫州龍灣農村合作銀行，出資入股的4639名股東中有近4000名是農民，2007年這家銀行辦理貸款約40億元，其中60%以上投向農村，且實現了利潤1.12億元。如今投資入股農村合作銀行已成為溫州當地最熱門的投資項目。該銀行的一個風險控制措施就是，如果某人敢于違約拒絕還貸，不僅會被銀行劃入黑名單，更會被整個鄉村社會群體拋棄，巨大的社會成本直接遏制了違約問題的發生。

　　在四大銀行紛紛因為不看好而裁撤的農村市場，在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農民股東“管理”下，一家小銀行能夠取得卓越的信貸投放業績，這就是民間金融智慧的充分顯現。因此盡管從長期趨勢看，一些硬性的準入條款規范是金融機構所必需的，但是鑒于目前的階段是“地下錢莊”向“商業銀行”的過渡階段，因此在具體制度管制設計上，還是應該更加向民間信貸機構的現實情況靠攏，不宜過度強求形式上的所謂“規范”。

　　為使中小企業能夠“有錢過冬”，民間信貸機構獲得了合法從事放貸業務的機會，但同時也在考驗著監管部門在金融市場開放與調控目標之間，實現關系平衡的一道難題。(馬紅漫)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