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因紅薯被搶，在烏魯木齊打工的張聚池和歹徒發生爭執時被歹徒殺害，家里留下7歲的兒子冬冬(化名)和體弱多病的妻子張彩虹。因無錢為張聚池下葬，11月25日，7歲的冬冬頭上帶纏孝布、胸前掛著牌子“討錢葬父”（2008年11月26日新浪網）。

 男孩胸前掛牌頭纏孝布討錢

　　7歲，是兒童剛剛懂得向父母要零花錢的年齡，是兒童挑衣揀飯鬧情緒的年齡，是兒童躺在父母懷里撒嬌的年齡，是兒童坐在教室里讀書的年齡，而7歲的冬冬卻挑起了討錢葬父的重擔！看著他單薄的身體，看著他被嚴寒凍紅的臉蛋，看著他茫然無助的眼神，我們不禁在心酸中思索， 7歲的兒童如何凄慘到這種地步？筆者認為是社會救助機制出了問題。

　　農民醫療救助機制不夠健全，農民因病致貧的現象依然嚴重。目前對對民的醫療救助機制主要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一制度雖然實施了幾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制度本身與農民之間缺乏良性互動，籌資、管理和監督成本偏高，人均繳費水平過低，病種限制過死，報銷費用手續繁瑣，報銷費用限額過低，致使農民參加的積極性受挫；即使參加了，大病大災也沒有保障。從報道中我們知道，5年前，張聚池因為給父母治病欠了四五萬元的外債，給本不富裕的家庭加上了重重的擔子，不得不外出打工；本想給張聚池當幫手的張彩虹，就在到烏魯木齊幾個月后，卻因為一場大病，成了一個體弱多病的人，根本無法干體力活，致使張聚池死后無錢下葬，成為因病致貧的典型案例。

　　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緩慢，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農民在年老、疾病、災害及喪失勞動能力等情況下，應該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而國家仍沿用傳統的社會困難救濟模式，僅僅對農村中的五保戶和因災因病造成的困難戶，實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臨時救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生活困難，但由于補助面不寬，補助金額有限，對特別困難的農村家庭只是杯水車薪。尤其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城務工的農民越來越多，進城農民因災因病治病的救助制度還是一片空白。一旦出了事，有家不能回，即使回去也很難生活。就象張聚池，竟然到了7歲的兒子上街乞討為其下葬的凄慘境地。

　　司法救助基金建設步伐遲緩，受害人的經濟補償難以落實。近年來造成影響特別惡劣的刑事案件民事賠償幾乎為零：殺死17名少年的黃勇智能木馬殺人案、流竄殺死67人的楊新海殺人案、6名佳木斯兒童慘遭殺戮的宮潤伯變態殺人案、死12人傷5人的個體屠宰戶石悅軍殺人案等等，盡管法院判決被告人對受害者經濟賠償，但是這些大案的兇犯幾乎都沒有可供賠償的財產。尤其是刑事案件沒有判決之前，受傷害人員的醫療救治、康復或喪葬費用完全靠自己解決，有的因為不能籌到足夠的費用，導致錯失了救治的良機，或是籌到費用，法院判決后罪犯沒有足夠的賠償，而債臺高筑，窮困潦倒，給被害人造成雙重傷害。就象張聚池，人被殺死卻無錢下葬。

　　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實現“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因此建設和諧社會必須關注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筆者建議：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步伐，簡化農村醫療保障制度設計，降低制度運行成本，提高制度運行效率；創造條件，逐步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同農村保障、國家救濟、計劃生育獎勵扶助等制度相結合，對生活確有困難的，建立農村低保制度解決；解決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統籌發展，積極探索在整合養老保障、失業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功能的基礎上為失地農民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體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國家對社會保障事業的投入；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濟制度，解決刑事被害人及其親屬不能從加害人及其他方面獲得實際經濟補償的困難。這是維護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內在要求。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