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創業環境的惡化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

　　我個人認為，農村創業環境的惡化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第一，打擊了中國的內需。90年代農民凈收入的年增速是80年代的一半左右(2003年以后農民凈收入的增速是80年代的2/3左右)。幾億的農民從消費者變成生產者，怎么可能不增加對美國經濟的依賴呢？

　　第二，影響了技術進步。勞力密集產品的發展規律應該是最初是在沿海地區生產，然后逐漸地向內陸轉移。那么，為什么30年來這些企業沒有向內陸轉移，還停留在廣東、浙江、江蘇這些地區？而廣東的產品結構，80年代生產成衣，90年代生產電子，然后開始生產汽車，成衣卻還在那兒生產，沒有轉移出去，這是非常反常的現象，要解釋這個現象，就要回到關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討論。

　　在任何國家，地理上最能夠流動的因素，不是勞動者，而是資金、技術和機器設備。但在中國恰恰相反，中國兩億的流動人口從內陸省份遷徙到廣東、浙江、江蘇。作為廣東的企業，勞動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著勞動力相對的成本下降，資本相對的成本上升，它們肯定更愿意去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所以，企業沒有任何的積極性去提高技術、資金的使用。這種大規模的勞動力移動，實際上是中國企業經過30年改革還停留在簡單加工制造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還有金融體制對研發的影響，資金成本太高，民營企業很難搞研發。在這種情況下，有理智的企業家，肯定選擇那些技術最簡單的、勞力最密集的產業。

　　有些學者認為外資的技術壟斷或政府對高技術企業的支持不夠等原因造成了這種局面，我覺得這都只是很次要的原因，根源還是在農村問題上。這方面也可以講一些我的親身經歷。過去這兩年，我主持了一個叫做“中國實驗室”的項目，就是安排我們麻省理工學院的MBA學生去給中國的民營中小企業做免費咨詢。在這個過程中，我接觸到了一些民營的高科技公司，結果發現這些公司幾乎沒有管理可言，都是創業的老板一個人說了算。有的企業營業額已經有一定規模了，但還是沒有基本的財會和人力資源制度，大部分決定都是老板隨便作出的，而且很多創業者對當今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剛開始，我對此非常吃驚，覺得這種企業未來在宏觀經濟形勢惡化的時候一定會出大問題，但后來想想也不覺得奇怪，因為在目前的環境下，中國的公司實際上只是“代工廠”，它生產產品時只會考慮如何降低成本。這些人只會跟著過去的既定模式前進，所以對環境變化是缺乏應變能力的。但反過來想想，在過去幾十年的運作中，這些工廠的門口每天都有無數人在排隊找工作，對企業家來說，既然有那么多廉價的勞動力可以雇用，那為什么要費力去建立一個復雜的管理體系，或者投資開發新技術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農村的問題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我認為中國經濟具有二元性特點：城市是政府經濟，農村是市場經濟。也就是說，發展城市經濟主要依賴的是政府力量，而發展農村經濟則主要依賴了市場的作用。在時間上，前者是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發展戰略，而后者則是80年代的發展戰略。

　　中國農村從來都應該是改革的前沿，這并不僅僅是因為農村人口龐大，還因為農村實際上具有很強的創業能力和精神。農村的經濟和金融自由化，加上農村本身具有的創業能力和精神，所產生的經濟有加倍的效益。這個問題要從改革開放前的農村狀況談起。我個人認為，農村地區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唯一保留著創業精神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成功，而前蘇聯卻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控制了絕大多數的資源和價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區，民營經濟和個體戶幾乎絕跡。但在農村地區和相對落后的地區，政府沒有也無法完全根除私人經濟。這即使在計劃經濟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農村地區也隨之保留了一部分創業精神。例如在“文革”期間，農村依然殘存了自留地和非正式的自由貿易集市。我小時候看過一部叫《青松嶺》的電影，里面有一個情節講的就是有些農民經常把農產品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而不交給國家。現在想想，這就是市場經濟的一種表現，而這樣的事情當時在城市是很難看到的，只有在農村才存在。

　　俄羅斯采取了激進的經濟改革措施，效果并不好，原因并不在于休克療法本身，而在于它是在一個沒有創業的情況下進行經濟改革的。前蘇聯有將近70年的計劃經濟歷史，工業化非常徹底，已經失去了農民的創業精神。這就是為什么在很多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激進的休克療法，無法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原因。中國則正好相反，中國的農民非常具有創業精神，即使經濟改革不是那么激進，也會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國農村所留下的創業能力和精神是中國經濟的最大資本。

　　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會帶來嚴重后果

　　我對中國現在所進行的全部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非常擔心。中國的城市化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條件，就是土地的價格很低，土地歸國家所有，一級市場全是被政府壟斷的。高樓大廈都是鋼筋水泥，如果土地價格很低的話，建筑成本就會很低，這就刺激了開發商的投資熱情，也加大了對原材料的需求。

　　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動城市化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巴西曾經用15年的時間進行“強迫工業化”，采取的手段跟我們中國非常相似———農民大規模的移民，土地價格很低廉，政府用政治的力量保護開發商，保護工業家的開發，創造工業園區。巴西得到了十幾年經濟高速的增長，但是最后經濟迅速跨下來。而東亞地區的城市化模式是土地私有化引導的。比如在臺灣工業化的過程中，第一批臺灣的富翁中很多都是農民，他們變成富翁以后，要么用土地的收益去創業，要么他們自己變成開發商。中國現在說走中國獨特的路子，其實跟拉美非常相似，造成的問題也非常相似，金融危機、企業競爭能力不強、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穩定等等。

　　前幾年我和國內學者討論這個問題，他們一般都不以為然。但現在外需垮了，而中國20年來被外國投資者贊譽的史無前例城市化卻沒有形成強大的內需，現在這個問題就顯示出來了。要正確面對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我們必須回到以人為本的80年代的政治經濟模式。（黃亞生）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