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懷沙事件”近來能夠在社會上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實在有點出人意料。一來文懷沙老人在社會上盡管也屬大名鼎鼎，但他畢竟不是新聞媒體上正當紅或學術界首屈一指的超級明星，如季羨林或饒宗頤；再則，他那些遭到質疑的丑聞，像“虛報年齡”、“因猥褻、強奸婦女入獄”等都已是陳年舊賬，按理說事隔幾十年后再翻出來，不至于讓喜新厭舊的現代讀者那么津津樂道。

　　我對文懷沙的人品學問——即“國學”話語中的所謂“道德文章”——幾乎一無所知，沒有資格，當然也不想加入事件本身是非黑白的爭論。我更想從此事引發的轟動引申出去，探討一下近年來日益升溫的“國學熱”或“儒學復興”的前景。

　　許多人也許還記得，3年多以前，“新儒學大師”鄭家棟涉嫌重婚、偽造文書和協助偷渡的新聞一經曝光，曾經引起過比今天的“文懷沙事件”更加強烈的輿論地震。讓我們先作一個假設，如果鄭家棟和文懷沙不是憑借“國學”或“儒學”贏得名望，而是兩個從事西方哲學的著名教授或研究員——比方說北京大學教康德哲學的老師，上述丑聞同樣發生在他們身上，會招來普通民眾這么大的關切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這其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復雜：“國學”在中國人心目中從來就不是一種專業化的學術，它寄托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會規范。換言之，社會大眾對“國學大師”和“哲學教授”的心理期待是截然不同的——沒有多少學生會認為，一個康德哲學教師本人必須是“道德形而上學”的信奉者，而自己學習康德哲學之后就必須成為“道德律令”的踐行者；但所有人(包括我)都堅定地認為，一個真正的“儒學大師”就應該是孔孟學說的衛道士和中國文化傳統的傳承者。所謂“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學術有別于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最大特色。

　　我認為，這才是一般國人不能原諒鄭家棟和文懷沙的深層原因。不過，正是從這一個基本落腳點出發，我卻得出了一個十分令人沮喪的結論：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國學”和“儒學”已經死亡，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這必須從構成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主流的儒學的性質說起。余英時先生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書中精辟地指出，儒學不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范圍之內。過去2000多年中，通過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種種制度的建立，儒學一步步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雖然傳統儒學不能與傳統制度劃等號，但它確實托身于后者。因此，隨著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統皇權政治制度的崩潰，儒學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變成一個游離于現代建制之外的“游魂”。“游魂”的意思是說，儒學的許多精神元素至今依然在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著顯性或隱秘的功能，但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它已經不復存在，無力再像過去那樣為整個社會生活提供一個穩固的思想基礎。

　　現代中國社會是以西方近代以后形成的結構重新組織起來的，也就是說，政治、宗教與學術是分離的。這就意味著，試圖復興傳統中國的那種制度化的儒學是絕無可能的，這也就是追求整全性目標的現代新儒學所面對的難以克服的困境。那么，擁有光輝傳統的儒家文化在政、教、學三條不同戰線上的命運又分別如何呢？

　　儒家想要重新占領政治舞臺，重建一種政治制度，幾近于天方夜譚。且不說其現實可能性為零，即便可能，也是不足取的。中國近代歷史已經證明，儒家政治是一種無力應對現代挑戰的失敗的制度。否則，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切“中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