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先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姜建初表示，“牢頭獄霸”問題的確長期存在，這個我們必須要承認，而且解決這個問題也比較難，所以我只能說，我們會加強。后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胡克惠列席臺灣代表團分組討論時透露，高檢將在全國范圍內對牢頭獄霸進行嚴打，今后還將借助網絡和網民力量對不法事件進行長期監督。

　　前者被輿論普遍認為“語焉不詳”，顯示“打擊牢頭獄霸信心不足”；后者則被更多賦予期待。

　　兩位副檢察長前柔后剛的表態，或許是個人風格、特點所致，但也有網民認為“正是由于前者話語信心不足，導致后者以強硬和確定回應民意”。網民的推測大概源于這樣一種認知——— 從中央領導到國家各部委、各地官員，網絡聽政、網絡采風正在成為公權系統的習慣和自覺——— 所以，兩位副檢察長對“躲貓貓”事件中“牢頭獄霸”的表態前柔后剛，自然是查看網絡民情、輿論風向后的結果。

　　這大概是網絡時代的一種常識性本能猜測，是否果真如此，可能永遠是個謎。但高檢透露出的另一個強烈信號，卻給世人呈現出清晰的走勢：網絡監督正被“檢察”這一公權監督力量高度認可，并將長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隨著中國民權的覺醒和民主的漸進以及法治的推進，網民、網絡監督釋放出空前強大的力量，《人民日報》喊出了“網民已成為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有生力量”的強音，《時代》周刊將互聯網中的“YOU”尊為年度人物。盡管官方對網絡力量早已有了高度肯定的“政治認可”，但在公共領域越來越凸顯的信息時代，以“躲貓貓”、“林嘉祥猥褻幼女”、“公款旅游費用清單曝光”、“周久耕天價香煙”等為代表的網絡監督力量，在制度中仍然缺乏具體的法律支點。

　　政治認可與法律缺失并存，宏觀支持與微觀無力同在，這就是當下的網絡監督現狀，其勢必使常常大快人心的網絡監督呈現一種亂象和迷局：司法在模糊的法律規定下，自由裁量權的彈性過于強大；紀檢監察檢察等公權監督機關，對于網絡監督常常會產生“選擇性監督”，偶然性較大；網絡監督在法律地位和權利支撐空白的情況下，只能在無限的自由奔放中尋找民意的出口，容易為“網絡暴力”所累，從而帶來法律上的制裁。

　　凡此種種，莫不是網絡監督法律缺失下的“混亂”。而在網絡立法之中，更多著力于“監管”，更多著力于對“消極效應的封堵”，而缺乏對“積極效應的肯定”，缺乏對“網絡監督這一力量的具體支持”，因而，“網絡監督”的力量大多只局限于網絡，局限于“虛擬”之中，局限于民怨的“泄洪道”意義。盡管越來越多的官員以開明態度應對網絡民意，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肯定網絡監督的正義力量，但是，只要網絡法律中沒有“網絡監督”的一席之地，即使中國的網民人數達到了2.53億成為全球之冠，很大程度上只能帶來一場數字和虛擬中的狂歡。

　　高檢的副檢察長期待借助網絡力量對不法事件進行長期監督，應該不是指望幾個網絡公共事件后帶來的正義歡騰，而是所有逃不脫網民眼睛的不法事件都應被公權及時懲治，那么，在國家法律給予“網絡監督”明確名分之前，高檢是否先從制度層面給網絡監督力量一個名分？

　　的確，互聯網十多年，網絡監督蓬勃發展也好幾年了，也該到了給政治文明下的“網絡監督”一個名分的時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