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文顯透露，吉林省高院建立了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如果省高院副院長貪贓枉法，省高院院長辭職；如果廳長、處長貪贓枉法，分管副院長辭職或責令辭職；如果廳長、處長的下屬貪贓枉法，廳長、處長辭職或責令辭職，以此類推。

　　張文顯介紹的這條經驗，確有值得叫好之處，如突出了主要領導的責任，責任層層落實并追究到個人，問責“不留余地”等等。但把追究連帶責任發展成“問責連坐”，其不合理性及負面效應也顯而易見。

　　副職或下屬違規違紀或違法犯罪，對此負有領導責任的正職領導、分管領導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公務員法》等黨紀政紀規定和法律條文中，已有具體規定。所謂“具體”就是考慮到各種實際情況，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比如一個副職的腐敗與其正職領導有直接關系，那么后者很可能要受司法追究，而不只是辭職了事；如果副職的腐敗與其正職領導的確無關(有無關系或有什么樣的關系，可通過法定程序查實)，那么，后者頂多只能承擔道義上的領導責任。

　　尤需注意的是，問責“連坐”制容易產生一種“聯合抗問責”的反彈效應。問責“連坐”事實上將正職與副職、分管領導與下屬緊緊綁在了一起。正職領導、分管領導難免會想：副職領導、下屬違法違紀，如果我配合有關部門嚴肅查處，其結果是我必須辭職；如果我想辦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干脆把事情瞞住蓋住，則可以不受牽連。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只要覺得風險不大，正職領導、分管領導就不憚于做后一種選擇。

　　反腐倡廉需要落實問責機制，加大問責力度，但問責如果一味泛化、擴大化，搞成一刀切的“連坐”，則不但有違實事求是、責任法定的原則，而且可能增強“抗問責”的反彈力量，增大問責的難度和阻力。可見，反腐問責“連坐”不是一個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