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和服母女被驅趕事件已經過去幾天了，但爭議卻愈演愈烈。我首先想到的是：為何驅趕她們的人，認為自己有這樣的權力？這是在一個公共場合，嚴格來說，是在武漢大學的物業里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由武漢大學這個“業主”來決定的。

　　比如今年全國兩會時我去清華大學采訪，保安告知，不能在食堂門口拍攝，同事覺得不合理，我倒覺得，既然自己沒有提前申請，也沒有拿到許可證，不被允許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武大明文規定櫻園內不可以穿和服，那對母女的行為就違規了，但即便這樣，個人也是沒有權力去驅逐她們的，應該是向管理方舉報和投訴，讓管理人員來處理。誰說以正義的名義，個人就可以有權“行私刑”？就好像以前在上海弄堂里，有聯防隊經常去抓在家賭博的人，那個時候覺得理所當然，現在想想：他們有執法權嗎？如果有，誰賦予他們執法權？還有，驅趕她們的人，是不是在無意識地欺負弱者？驅趕者肯定覺得自己是在做正確的事情，但為何不用一種尊重別人的方式來表達，而是指責和審判式的？為何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子，他們基本的對他人的尊重、基本的教養和禮貌，一點都看不見了？盡管這件事大家討論得很熱鬧，但我堅信這只是一個個別事件，輿論爭議會把一個個案無限放大的。這就好比最近上市的《中國不高興》一書，書的策劃者稱它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該書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嚴厲批評。

　　網上為此爭論得死去活來，最高興的卻是出版社。

　　出版那天，該書一個作者告訴我：這是一種(炒作)手法，出版針鋒相對觀點的書，然后打來打去……其實，我們這個社會的包容度比輿論爭議中展現的要大，對如何才是愛國的理解也更多元和理智，不然的話，武大的櫻花園，早就在之前的爭論聲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