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指抄襲他人文章的河北承德市作家協會前任主席劉英辭職。又一個因抄襲而不是憑借作品而進入輿論視野的作家，但也僅僅是辭去作協主席了事。這合理嗎？正常嗎？

在筆者看來，抄襲似乎成了文化界和學術界的一個關鍵詞。常有某某學者甚至是著名學者和院士因為抄襲進入公共視野，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最終都不了了之。對于作家來說也不少見，如對80后作家郭敬明抄襲的爭論、新疆作家遙遠剽竊他人已公開發表在知名文學刊物上的作品等等。

盡管抄襲事件不斷上演，但是，公眾似乎已經麻木，見怪不怪，連當事者也不覺得有多么嚴重，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種集體無意識之中，對抄襲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寬容態度。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現象？當人們欣賞某部作品的同時，還要考量是不是作家本人的創作，這是無奈還是作家的悲哀？

本雅明在《經驗與貧乏》中寫道，“我們變得貧乏了。人類遺產被我們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價值押在當鋪，只為了換取‘現實’這一小銅板。”他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在1933年說的話相隔半個多世紀還能在另一個地方兌現。作家抄襲背后的功利主義思維和對金錢的追逐，難道不代表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嗎？

作家憑什么被稱為作家？當然是憑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憑他公開發表并達到一定水準、產生一定影響的文學作品。但是，當作家抄襲或涉嫌抄襲時，一切都灰飛煙滅了。

寫出生活的真實，倡導正義和光明，抨擊黑暗和不公，表現人類健康向上的情感和道德生活，是文學的天然使命，也是作家道義之所在。但是，抄襲的出現就說明了作家喪失了文學抱負，喪失了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放棄了對現實社會的承諾和信仰，向金錢投降。文學如果成為一次性消費品，它的制作一定是按照固定格式、模式的拼湊裁剪，乃至抄襲模仿。這是一種文學贗品，意味著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