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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針對博士生存壓力過大一現象，冰啟先生在4月2日的《文匯報》上撰文稱：我國博士生不能體面生活、安心學問的現狀，實則是當前招生、培養模式以及學術資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的具體體現，只有改革資源配置方式，改革招生、培養模式，才能真正提高博士生質量的過程，我國博士教育才能在與國外博士教育的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

　　冰啟先生提到如果博士生存壓力過大就無法讓博士體面生活，安心搞學術研究。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本人雖然有幾位博士朋友，但是未接受過如此“高等的教育”，所以不予以探究，筆者想探究的問題是，多大的壓力適合于博士生存，如果讀到博士了就沒有壓力了，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說到博士壓力問題，我們很容易想到博士自殺，想到博士生也抱怨這個抱怨那個的現象。但是，對于壓力問題本身來說，這就是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如何評價壓力的大小，個人承受壓力的能力等等都是影響壓力評判的條件，而恰恰是這樣的條件無法量化。

　　不妨舉個實例來證明。我們知道馬克思寫了《資本論》，也可能有很多人知道他是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把此書撰寫完成的。但有很多人可能有所不知道的是，馬克思也是個博士——于1841獲哲學博士學位。但是，他并沒有因此生活得多么地體面，甚至連起碼的生活居所都沒有，而是流離失所。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甚至“淪落”到了“餓了，啃一口干面包；渴 了，喝一杯白開水；疲倦了，就站起來跳兩下，然后繼續工作”的地步。

　　當然，我們不能寄希望于每個博士都成為馬克思。但這樣的壓力有多大呢？馬克思卻是挺拔地站立著，為我們人類文明和進步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再比如，西南聯合大學那段時間的博士們，他們整天就活在戰火紛飛之中。壓力有多大？難道會比現在的博士壓力小嗎？但他們創造了我們國家（自從有了大學之后）最輝煌的歷史，迄今也難以逾越。

　　古人云，生于安樂，死于憂患。做學問也一樣。博士如果是生活在安逸的、沒有壓力的，甚至不食人間煙火的環境之下，那做出來的學問還是有用的學問嗎？筆者親歷過一件這樣的事，河北某國家級貧困縣邀請了一位美國某著名大學的系主任、教授（博士畢業）到當地講課，但是，該教授沒有對當地做實地調查就開始講他的“通用理論”。結果，這位教授是講了也白講。

　　如果我們的博士個個都這樣，卻還要求要給自己多好的待遇，在一個市場化的社會中，又怎么可能？即便不是如此，做學問的最終目的還是要有所用，要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有所用，正所謂“學以致用”。所以，博士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更有用，而不是能夠跟誰提更高的要求，可以從此高枕無憂！（肖隆平）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