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貴州習水公職人員涉嫌嫖宿幼女案，8日在習水縣人民法院開庭。因旁聽人數眾多現場一度失控。遵義市委要求從嚴從重處罰，律師認為以“嫖宿幼女罪”起訴最高判15年，以“奸淫幼女罪”起訴則最高可判死刑。(4月8日《法制晚報》)

在“習水性侵幼女案”中，有至少6名政府官員、司法干部、教師、縣人大代表等公職人員涉案。受害者中，未滿14歲的幼女有3名，其余受害者均未滿18歲。面對這樣一起人倫悲劇，即使用“喪盡天良”、“令人發指”來形容涉案人員，都不嫌過分。

習水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袁云勤說：“我們都是為人之父，如果我們的女兒被別人這么搞，我們的感受會怎么樣？”這樣慘烈的設問，恐怕為人父母者，連想都不敢想——似乎僅假設出這么一個恐怖問題，都是一種罪過。

所以我們理解，為何說此案性質之惡劣“比殺死幾個人還嚴重”；我們也體諒遵義市政法委書記楊舟作出“必須依法體現從嚴、從重原則”指示時的心情。但恐怕這只是他一時的激憤之言，未必能兌現于案件審判之中。現實語境中，習水案會否遭遇莫名的司法尷尬和“正義尷尬”，公眾并不確定。

需要說明的是，這不光是指領導的辦案指示所折射的司法程序尷尬。因為相較而言，在一般民眾心里，這種尷尬基本可忽略不計。不能怪罪民眾不講程序正義，否則就如責備饑民“不食肉糜”一樣荒謬。假如苛責于此，習水案或許就不會闖入我們視野。因為此案的進展，正源于更高一級領導批示的結果。不知這算不算對司法的無情嘲弄。所以，在司法不公、權大于法導致的實質正義遲遲不至的情勢下，民眾會根據經驗，兩害相衡取其輕——領導批示若能帶來實質正義，人們同樣如獲至寶。

公眾真正擔心的是，此案的審理遭遇實質正義的尷尬，而這種擔心并不多余。因為“習水性侵案”現被定性為“嫖幼案”，并以“嫖宿幼女罪”而非“強奸罪”起訴當事人。甚至從當地檢察院某檢察長的談話中都能聽出，涉案者其實構成強奸罪，一經核實且情節嚴重，完全有無期徒刑、死刑的適用余地。但若以嫖幼罪定性，而且不能由中級法院審理，那最高刑只有十幾年有期徒刑。如此一來，即使在“量刑范圍內頂格處理”的批示下，若習水案仍以嫖宿罪定性，本就有放縱犯罪之嫌，最終量刑又能嚴到哪去？

如果視線不局限于此案，還能發現這起偶然案件，在當地權力失序格局下其實暗含必然性。據脅迫賣淫的袁莉供述可知，此次涉案的干部算是她“開旅社”時就結識了的“資深嫖客”中的幾個“倒霉蛋”。依照經驗，不難想象“嫖幼”或許只是他們“業余嗜好”之一。若順藤而上深入調查，當地權力失序、利益勾連格局下腐敗奢靡的非法亂象，或遠不止于此。正是這樣的格局，導致受害者不但有冤難申，還得避走他鄉。直至手捧省里“尚方寶劍”的“密探”駕到，案情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這樣的權力失序讓民主與法治深度蒙羞，還容易造成人們的情感斷裂，致使底層淪陷。受害者不僅是本案中無辜的女孩及其家人，若民主氛圍、法制尊嚴遭受嚴重污損，那么生活于此的每一個無權無勢的公民，都會淪為潛在的被權力強暴和凌辱的對象，即使遭到無妄之災，也申訴無門。這光想起來都讓人不寒而栗。現在我們只希望“習水性侵幼女案”的審判，最終能以司法正義完成救贖，為我們重塑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