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貧困線何以低于國際標準？我想，有人口基數大的因素，也有綜合國力影響的因素，但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根子在于，多年來，我們一直習慣以滿足人體生命活動的最低需求標準——“餓死還是餓不死”，作為貧困線的劃分標準。我以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綜合國力已經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如果仍然還以此作為貧困線標準，不但不適應社會的發展，也是對弱勢群體權利的一種無視。

　　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認為，“貧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來定義的，最低生存條件指的是起碼要滿足哪些需要才能過上一種算是人的生活。一個社會把這個標準定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由此來看，貧困生活原本就理應是“人”的生活——不僅有“吃飯”維持生命的需求，還有就醫、教育等多方面的基本社會性需求。

　　事實上，讓貧困線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綜合考量貧困人口的各種權利需求，是一種國際慣例。如美國政府規定的貧困線，1979年非農業人口四口之家年收入為7412美元，1984年為16009美元。因此，提高貧困線標準，將貧困生活還原為“人”的生活，勢在必行。

　　盡管，由此會從統計數字上增加大量的貧困人口，但我覺得，把更多的人納入到貧困人口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貧困理念”得不到應有的校正而引發的對現實貧困人口權利的漠視。當手機、電腦等家電已經成為大眾化的廉價商品，當大眾生活已經普遍性跨入小康門檻——在現代文明的視野下，我們還在對“用手機、電腦能不能申請低保”爭議不已，將貧困人口視為“為了活著而活著”的群體，只能是一種悲哀和恥辱。

　　我們已經跨入了一個民本時代，我們正在從司法、制度、公共福利等諸多方面進行探索和嘗試，最大限度地保障全民共享發展成果。提高貧困人口線，與國際接軌，正是這樣一種“時代命題”。只有善待和尊重民生的權利，樹立起民本理念，才能以人性化和發展的視角去切入貧困人群的現實生活，體察到貧困人口作為一個公民和“人”的個體，所面臨的一切困境——無論是生命延續方面，還是社會福利領域。（陳一舟）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