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播出的《百家講壇》上，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為商紂王“翻案”。錢文忠認為，“商紂王是一位文武雙全、功勛卓著的帝王”，其被冠以“暴君”稱號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對這個新聞，如果人們捋起袖子與錢文忠教授一爭長短，或者憤憤然于“知識分子都在干什么”，那就太沒意思了。在錢之前，古代早有學者對“暴君”評價提出過質疑。商紂王的問題，與其說是個單純的歷史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問題或歷史—政治問題。我們應該關注，商紂王被稱為“暴君”背后的一系列歷史政治運作。

可以肯定的是，周人絕對需要將紂王說成是一個“暴君”，這樣一來，“武王伐紂”以及周取代商才有統治的合法性。商紂王殘暴，周代商就合理合法；前朝統治黑暗，扯旗起義進而改朝換代就合理合法。也就是說，是不是殘暴和黑暗并不要緊，只要將歷史合乎需要的定性，然后將組織起來的歷史固化成記憶，統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起來，并不斷被歷史記憶所確認。

制造歷史，管理記憶，證明合法性，這種同義反復的歷史游戲，正是歷史的秘密所在，也是任何占據統治地位的人絕不輕易放棄的工具。有些時候，社會內部的斗爭并不是通過武器，而是通過記憶、通過歷史知識來進行的。

最近，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的一篇文章談到，他陪一個名校畢業的年輕法學博士參觀宋莊美術館，博士指著新落成的遇羅克雕像問：遇羅克是什么人，人們為什么要為他獻花？這篇文章和這件事可能很容易被“埋沒”，但在我看來，它們與關于商紂王“翻案”的討論其實涉及到同樣的歷史政治問題。

1966年遇羅克撰寫《出身論》對當時風行的血統論予以批駁，1970年遇羅克被判極刑，1979年此案平反。于先生說，“(遇羅克)之所以讓千萬人為之動容，是他在那個荒誕年代里獨立思考的自覺和能力，是他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熱血和勇氣，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遇羅克、張志新等人及其精神沒有體現在國家教育和宣傳政策之中，歷史書也多一筆帶過，諱莫如深。這樣，許多人就會喪失掉歷史記憶。于先生感嘆道，“如果我們的歷史正在進行選擇性失憶，那將會剝奪下一代了解的權利和選擇的可能，使他們只能按規定的模式成長，甚至失去了探究歷史和真相的興趣。這才是最為可怕的。”

我想，全面記憶歷史不是人腦所能承載，必然有一些被記住，另一些被遺忘。但是，選擇性的記憶，決定哪些記住、哪些遺忘，什么被要求記住、什么被有意遮蔽，不取決于歷史本身，而取決于當下的目的，取決于要造就什么樣的當下社會，造就什么樣的當下之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過來理解就是，“民”若知道了某些事情，恢復了某些記憶，就不利于“民”的馴順與服從。

福柯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訪談也說，“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占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看看關于自身的歷史，哪些曾經發生過但“化為烏有”，被納入進記憶的管理，就大致可以知道社會的性質和我們自身的狀況。(作者為長江商報評論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