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保全兩次發帖,兩度被跨省追捕 

　　因為網上發帖，王帥被河南靈寶市警方跨省抓捕，刑事拘留8天。在輿論持續關注下，河南省副省長兼省公安廳長秦玉海向公眾道歉，靈寶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長被停職，王帥獲得783.93元國家賠償。

　　但此時，同樣因為網上發帖而被抓的39歲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已在牢獄中被羈押整整1年。2007年和2008年，他兩度被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被判刑1年，罪名正是“誹謗”。吳不服而上訴，市中院以事實不清為由裁定重審。結果，在沒有新增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刑期卻從1年改判至2年(昨日《南方都市報》報道)。

　　盡管“彭水詞案”、“靈寶帖案”等等，均以被推定為“誹謗者”的公民恢復清白而告終。但伴隨著輿論大嘩之后民權勝利又實在是脆弱得緊。一應地方官員的毫發無損更是對此類以言究責行為的激勵。以全國之大，媒體、輿論又能關注多少個“王帥案”？在網民一次次的審丑疲勞之后，可還有激情一次又一次地再度投入到聲討公權濫用的行列？在此尷尬的現實之下，“誹謗政府案”頻頻發生，也就不足為怪了。

　　回頭再看“吳保全案”：同是網上發帖，同是揭批政府大規模違規征地，同樣遭警方跨省追捕，罪名也同樣是“誹謗”。與“靈寶王帥案”順應民意的收案相比，沒有輿論關注的吳保全至今仍身陷囹圄，無比孤獨。

　　可我們還能做些什么？繼續在時評中引法論據，向一應官員普及“誹謗罪”的構成要件？(政府不能成為被誹謗的主題)還真以為這些地方官員都是些法盲？不，他們都是法精。他們不但懂得法律成本上的“誹謗罪”，更懂得潛規則里的“以法治民”。所謂刑法，在這些地方官員眼中，不過是個工具，一個“刀把子”而已。就算立法機關在輿論的苦苦相逼下，將誹謗罪徹底還原為自訴案件，并禁止對此罪的一切偵查與公訴行為，公民的批評權就能得到切實的保障么？可知“誹謗罪”不好用了，還有“妨害公務罪”、“敲詐勒索罪”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罪”。再不行，一個灰牢化的“上訪學習班”也足以搞定某個網民。

　　我曾經堅定地認為，對一個法律事件，應該在司法的場域內，以司法的方式來解決。可惜，在“彭水詩案”、“稷山文案”、“孟州書案”和“靈寶帖案”中，解決的路徑都沿襲著從媒體介入造成輿論高壓之后，再以更高權力介入的方式來終結。即便有司法的參與，也是在地方權力的直接指揮或授意之下，完成法律程序上的形式而已。以“靈寶帖案”為例，我倒是很為那些被處分的警察們抱不平。這樣的一種跨省抓捕，這樣的執法違法，沒有在當地手持更高權柄者的直接指令、授意或者暗示，公安局長和網警大隊的幾個小警察就敢“果斷決定”，持“誹謗罪”這一令箭跨省抓人了？而就算這樣的究責有“舍車保帥”的明顯嫌疑，法律又能拿幕后的隱身人怎么著？那個處分書中居然還寫著某某民警“因辦案業務知識不精，對錯案的發生負有直接的責任，因而被停止執行職務，離崗培訓。我突然明白了為什么坊間總把監獄稱為“犯罪學校”。那些服刑犯，可不都是“辦案業務知識不精，對案發負有直接的責任”，因而被法院“停止執行職務、離崗培訓”么？

　　要為“靈寶帖案”中的法律問題釋疑解惑，并不困難。問題在于公眾欠缺一些手段，讓那些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的官員也進入究責機制之中。從“彭水詞案”到“稷山文案”，從“孟州書案”到“靈寶帖案”，這些言論之訟無一不引發輿論一邊倒的譴責，但輿論于事件的直接功能不過是促進了“救人”，而遠未實現“究責”。處于風暴中心的當權者，在輿論風暴過后基本毫發無損。

　　地方官員們從“彭水詞案”、“靈寶帖案”等個案中所學會的，也許并不是對法律的尊重和遵循，而是對媒體的掌控、對網絡的警惕以及對法律的“靈活運用”。“吳保全案”中，刑訴法上明文規定的“上訴不加刑”原則，也因法院的發回重審而被輕易架空。如此公然戲弄法律的潛規則，在司法實踐中不是個別案例。若公安司法人員不依刑法，而唯權力是法，“帖案”的層出不窮也就見怪不怪了。沒有公正的司法，當無辜的公民或記者因觸怒官威而被卷入訟案，獲得司法公平對待的唯一途徑就是引起更高權力的重視。以權力，而不是以司法來解決權力的濫用，是眾多王帥們被卷入“誹謗罪”的根源所在。如果“靈寶帖案”的解決仍不能走出這個困局，用不了多久，我們很可能又會為下一起“帖案”而痛心疾首。（王琳）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