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復旦大學經過專家考試和校招生領導小組討論，把38歲的蔡偉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擬錄取名單。導師為古文字學泰斗裘錫圭先生。（4月28日《解放日報》）

　　韓愈《馬說》云，“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應該說，蔡偉是非常幸運的，遇上了裘錫圭這位伯樂，否則，就算滿腹經綸，由于僵化的體制或其他種種原因的制約，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的他很可能只有當它一輩子的三輪車夫了——至少在學術界永無出頭之日。盡管有人會說，沒有伯樂，千里馬還是千里馬，但如果一匹有著千里之能的馬卻干著與常馬無異——甚至更苦更累——的活直至老死，終身沒有得到發揮自己特長的機會，這種千里馬還算是千里馬嗎？是故，蔡偉遇上了裘錫圭，實在是他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幸事！一大喜事！一大樂事！俗話說，惺惺惜惺惺，作為旁人的我，也同樣為他感到由衷地高興。

　　那么，悲從何來呢？答曰：為我自己，為更多的沒有象蔡偉一樣遇到伯樂的千里馬。就拿我自己來說，與蔡偉年齡也差不多大小，同樣也出身于社會最底層，而讀書、做學問的時間也有二十來年了。我二十多年如一日地發憤讀書、思考、寫文章，所涉獵的科目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少說也有一百來個，近年來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哲學、文化學、社會學、教育學方面的思考上，并且根據自己多年的切身體會總結出了讀書要“得意忘形”，寫作要“無法無天”，做學問要“眼高手低”的十二字“內功心法”。雖然也明知學海無涯，自己所知道的東西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卻也從來不曾將當前中國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那些占據高位卻碌碌無為的教授、博士與大人先生們放在眼里。

　　一十九年前，我因對考試的極度反感和不愿意與體制合作而受到了高考體制的懲罰，被“發配”到了一個很差的大學，并學了一個自己根本不喜歡的專業，飽受了十年的“一考定終身” 之苦，在自己老家的小縣城里閱盡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十年來，在那個打牌搓麻將成風的小市民氛圍里，我手不釋卷，心無旁騖地讀書、思考，卻被周圍的人視為異端，并遭到他們的歧視和排擠。終于，有一天，我選擇了和體制合作，考上了華中師范大學古代文學的研究生，并有幸遇到了我的恩師譚邦和先生。但在讀研的三年時間里，那些毫無意義、毫無價值卻又不得不學的課程又耗費了我多少寶貴的時間呀——這是選擇合作必須付出的代價。人生苦短，已經奔四的我哪還有那么多的時間可以浪費呢？

　　研究生畢業后，為了謀生，我又干著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工作。雖然如此，近三年來，我同樣也讀了大量的書，寫了大量的文章。從國家級的報紙到省市級的報紙，從權威核心期刊到普通期刊（我從未花版面費發過文章），共有二百三十多家紙質媒體發表了我三百六十多篇文章。由于無心仕途，同時也想將工作與自己的人生理想結合起來，最近，我想調進一家大學，專心地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然而，就是因為沒有博士學位，面對僵化的、冷冰冰的“準入門檻”，我連進入面試的資格都沒有——而那些拿著博士學位卻腹中空空的先生和小姐們，究竟有幾個能拿出我這么多成果呢？

　　其實，我還是算幸運的了。我通過一次“賣身”（和體制合作）的經歷獲得了一份自己雖不喜歡，但待遇卻不錯的工作，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然而，在我自己向往和喜歡的學術界，由于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博士學位）和合適的職位（大學老師），我始終是一個邊緣人，始終遭受著制度性的、系統性的社會排斥和社會歧視——我的思想、我的學術成果和我表達思想的方式要受到人們的關注，必須付出數倍于頭上有著博士或教授光環的人們的艱辛和努力。我相信，還有很多象我一樣，沒有“學歷”，而“學力”卻一點也不比大學里的博士或教授們差——甚至強上十倍——的人，他們現在的處境可能比我更糟糕。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再也不想接受考博和讀博的那種非人的折磨了，再也不愿意在那些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無聊課程上費耗我已經不多的寶貴光陰了。雖然我很感謝我的恩師譚邦和先生和那些愛護我或曾經幫助過我的老師們，但我仍然要說，中國的學校教育對我是一種非人的折磨——浪費了我大量寶貴的時間卻沒有給我帶來什么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

　　若天假我以年，我必憑著自己不懈的努力，開拓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學術道路，并且不需要任何中國的大學，任何中國的教授或博士的承認，也不需要發表在任何中國的學術期刊上。我將把自己的發現毫無保留地發表在網上，奉獻給那些喜歡或不喜歡我的作品的大眾——罵也好，贊也好，都由他去！

　　杜甫詩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然而，蔡元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時代恐怕已一去不返了，此吾所以悲也！（宕子）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