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公映近尾聲，我還沒去電影院。我一同事，83年生的姑娘，在辦公室激昂陳辭，認為應組織國人集體觀看，以“記住歷史”。20多年前，我常被“組織集體觀看”歷史電影，沒因此記住歷史，只留下一段段化嚴肅為荒誕的個人記憶。想不到今天這辦法又招人喜歡了。

收拾、檢點歷史記憶永遠必要。但有一點應予澄清，即記住這段歷史的兩個充分理由，一是暴行對人們造成的傷害，而非因為施暴者來自某一特定國家。二是施暴者的法定繼承者否定、曲解、掩飾歷史事實。

顯見的事實是，施諸于國人的傷害不一定來自外敵。中國的歷史書上，對人民的傷害不絕如縷。不同傷害的區別，僅在于來自外敵的傷害更容易被包裝為集體的憤怒記憶，而另一種傷害更易于被消解為個體的無力悲傷。除非公然宣稱人所受的傷害有高下貴賤內外之別，否則，我們必須承認，譚嗣同或劉和珍，柔石或林昭，死于反動派屠刀下者、“自絕”于自己人壓力者、在人禍天災中淪為餓殍者、在夾邊溝瘐斃者，他們的靈魂與南京死難同胞的靈魂，都同樣催促我們記住歷史。

事實上，對于我們自身歷史的翻檢、反省更為重要。假如否定、掩飾歷史終將自食惡果，我們不必為別人的沉淪憂心不已。強大起來的中國今非昔比，再次挨打的可能沒那么大。值得警醒的恰恰是我們自己的歷史中，還有大量需要廓清的迷霧，需要清算的思想，需要反省的記憶。而那些暴戾的力量不會因為國家的強大而衰微，卻可能相反。

可是今天，我們仍能看到各種形制的“清宮戲”不知恥地上演，歷代帝王被包裝成雄才大略的救世主，暴君的辭賦、塑像被形容為海清河晏的裝飾四處兜售。越切近的歷史變得越難以觸摸。人們可以數清商紂王腳上的汗毛，卻記不住二三十年前的名字。哪怕名義上歷史都已蓋棺論定，卻欲言又止，連批判地反思都不能理直氣壯。

這種遺忘并不是無意識，就像記住南京一樣不是無意識。我那83年生的小同事，當她被問及更切近的歷史，她會說：“那時候我還小”或“還沒出生”，“那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可是，1937年的南京，你們在嗎？

或者讓所有對歷史的追思都變得急切，讓收拾民族記憶建立在對所有人類惡行包括我們自己行為的檢討之上；或者相反，如我們所憎惡者一般，以“我們不在場”為由，成為沒心沒肺的徹底遺忘者。選擇性遺忘或選擇性記憶，是懦弱和騎墻的行為。

當然，對不同歷史的追問并不總非此即彼。假如承認傷害沒有高低貴賤，陸川們的工作就當獲得應有的尊重，更何況從輿論反應，明顯可以判斷出《南京！南京！》較以往同類型影片對客觀真實的努力逼近。我所擔心的是，由于追問的方向是被選擇的，在一個方向上的突進，會成為更長久的集體記憶被扭曲、割裂的開端，就像已進行的那樣。

我沒去看《南京！南京！》，并不是抵觸歷史真相，也不反對別人去看，而是認為自己對歷史真相存有足夠敬畏，無須刻意抽出時間到電影院里尋找獲得真相的感覺。反正一部被認為應該“組織集體觀看”的影片，很快就會出現在CCTV6，我一點也不急。

作者系上海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