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堪比許霆案的經典案例：月收入僅千元的機場清潔工，竟然在垃圾桶旁“撿”到一箱價值超過300萬元人民幣的黃金首飾！令人吃驚的是，這種“當頭紅運”對這個“幸運兒”來說，卻竟然是一個噩夢的開始。因為這筆橫財的主角，40歲的清潔工梁麗，有可能要被司法機關以盜竊罪進行起訴，一旦定罪，因為數額巨大，梁麗要面臨的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5月11日《廣州日報》）

　　此案一出，便引發了多方爭議，且其爭議之大比許霆案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律人士、教育專家、普通公眾紛紛建言獻策，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上，有的說應該適用“盜竊罪”，有的說應適用“非法侵占罪”，還有的說最多適用“不當得利”，更有甚者說“無罪，且失主應對之表示感謝”。總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都在梁麗案的定性上，欲求有個明確的說法。
　　
　　但事情本身的復雜性，各項法律規定存在的模糊區，注定增加了性質認定的困難系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都希望在法律的基礎上，找到一個切合的支撐點，實現法律的最優價值，使案件的結果能夠符合適用法律特定的立法目的，達到法律的根本宗旨——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與正義。我們亦渴盼此案能達到這一目的。

　　深圳市公安局稱，梁麗已涉嫌盜竊罪。我們很難從這一論調上，看到公平與正義的影子。我國刑法里明確規定“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這其實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即行為人“主觀的故意”與“客觀上的秘密竊取”。而顯然，這兩點，在梁麗身上都是不符合的。案發過程表明，梁麗以為那個紙箱是他人遺棄物才拿走的，她也沒有意識到那個紙箱里面可能裝有的是數額較大的財物，因此梁麗不具有盜竊罪的故意。同樣，她也沒有“秘密竊取”的行為，她一再地在公開場合告訴其同事撿到一個紙皮箱，并沒有想隱瞞據為已有，其“拿走”的行為也是坦坦蕩蕩、毫無遮掩的。
　　
　　退一步講，就算梁麗將黃金首飾拿回家有錯。但在其中，機場管理部門就沒有責任么？其本身缺乏相應的遺棄或遺忘物品收容管理規定，也沒有制定員工職業道德規范，使員工遇到類似事件只能憑“道德”使然，出現此類事情也就成了情理之事。再者，失主也是難辭其咎，在機場這樣的公共場合，對如此貴重物品竟沒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把一箱黃金丟在一邊，自己跑開了。多虧遇到了心無城府的梁麗，假如遇到個心懷叵測之人，這價值300萬元的足金首飾還能追回嗎？即便能追回，也斷然不會像“梁麗主動從床下拿出那個紙箱交給他們”輕而易舉。

　　由此可見，如果將所有責任都歸結到梁麗身上，認定刑事犯罪，給她戴上個“盜竊罪”的罪名，再判個無期徒刑的話，那將是對現有法律的最大諷刺，也是對法的宗旨——公平與正義的最大污蔑。
　　
　　公平和正義，作為法的實質和宗旨，是人類社會具有永恒價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為準則，是我們公認的美德和崇高理想。而法院對任何一起案件的判決，都應該是公平和正義的體現。我們期冀，“女版許霆案”的處理能更公平一些，讓過錯方都要擔當相應責任，為過錯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而不是“把所有責任都給梁麗一個人扛”。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