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晚8時許，湖北巴東縣野三關鎮政府3名工作人員在該鎮雄風賓館夢幻城消費時，與一女服務員發生爭執，該服務員用刀將對方兩人刺傷，其中一人被刺傷喉部，經搶救無效死亡。（相關報道見本報昨日A11版）

　　女服務員為何敢于對鎮政府工作人員舉刀相向，并釀成一死一傷的慘烈后果？簡略的新聞導語將其歸因于“發生爭執”，按照當地警方公布的案情通報，事實遠不止“爭執”這么簡單。三名政府工作人員酒后到夢幻城“休閑”，在一間休息室遇到正在洗衣服的員工鄧玉嬌，要其提供“特殊服務”。鄧玉嬌回應，她是三樓KTV員工，不提供“特殊服務”。但這些人先是拿錢顯擺，繼而兩次將鄧玉嬌按倒在沙發上。這名女服務員拿刀反抗，最終造成一人傷重身亡、一人受傷。

　　“特殊服務”到底會有多么特殊，我們且不去討論。鄧玉嬌已經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故而不可能使3名鎮政府工作人員產生可以拿錢購買“特殊服務”的誤會。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向一名女子索取所謂“特殊服務”而兩次將其按倒在沙發上，豈是一個“爭執”可以概括的情形？按照我國刑法對強奸罪的定義，欲以暴力手段強迫女性發生性行為的上述人員已經涉嫌強奸犯罪。面對不法侵害行為，任何公民均有權利實施正當防衛措施以保護自己，女服務員鄧玉嬌亦不例外。她有權利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自己擺脫被強奸的境地，法律并不反對她選擇順手拿起一把修腳刀。

　　此前媒體曾報道，發生命案的原因是女服務員被對方用錢抽打頭部。如果僅僅如此，女服務員持刀還擊的行為盡管可以被網友稱贊為“有骨氣”，但在法律上顯然找不到免受處罰的理由。隨著案件信息的進一步豐富和明朗，3名鎮政府工作人員涉嫌強奸的事實浮出水面。在這種情形之下，女服務員鄧玉嬌的自衛行為有足夠的理由受到法律的保護。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據此，3名男子一死一傷盡管后果驚悚，但他們涉嫌強奸犯罪的行為在先，咎由自取的他們無法從法律中找到處罰受害女子的依據。

　　在法律的視野下，湖北巴東野三關殺人案的實質，應當是一個女性公民的正當防衛案。至于3名男性當事人的鄉鎮干部身份，在官員的警示教育方面可能會有意義，但刑事法律并不會計較他們是招商辦主任、一般干部還是平民百姓。同樣，女當事人的身份和職業也不應成為案件的決定性因素。任何違背女性意愿而使其陷入被傷害危險的行為，都有可能受到足以致命的反擊，這種反擊被法律視為正當，而不管女當事人是服務員還是女官員。關于雙方當事人身份的討論自有其社會價值，卻并沒有法律意義。女服務員得到普遍的同情可能與雙方的身份有關，但她應當被免除刑事責任卻只與法律有關。

　　媒體還報道說，據警方目前掌握的材料，鄧玉嬌很有可能患有抑郁癥，但最終結果，還要等待對嫌疑人進行精神病鑒定。其實，一個人行使其自衛權利與抑郁不抑郁無關，公民的正當防衛權利不必借助抑郁癥或其他精神疾病來實現。即便鄧玉嬌沒有罹患抑郁癥，她為避免人身傷害而造成的一死一傷責任，也應得到光明磊落的豁免。鄧玉嬌的自首行為以及可能的患病事實，可以作為減輕責任的情節，但不是主要的和僅有的理由。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相關規定，才是鄧玉嬌應當被判無罪的關鍵。 （周東飛）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