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第一財經日報》北京分社記者傅樺應邀前往長春龍家堡機場采訪并撰寫批評報道。兩年后，吉林警方來京將傅樺帶走，傅樺涉嫌收受4萬元賄賂，本人則稱只拿了一萬五。（《京華時報》5月13日）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公眾對媒體的普遍期待，對媒體的依賴程度，沒有什么時候比之當今這個信息化時代更甚。作為普遍印象中正義的秉持者和良知的守護者，媒體的社會擔當，在一個因于社會變革而帶來諸多問題的時代，無論對于整個社會，還是每一個具體的個人，其意義都不言而喻。周老虎的假面具被揭穿，黑磚窯的幕后黑手們受到法制的懲處，躲貓貓事件的真相大白，網民的力量顯然無法忽略，但作為民意表達的基本陣地和平臺，媒體的作用卻反復被證明是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越來越為人們所依賴。

　　與政府公職人員的專權濫權同樣，媒體、媒體從業者的良知喪失，從道義上講，哪一個我們都無法寬恕。但顯然，比之政府公職人員專權、濫權行為，媒體和媒體從業者良知的淪喪，則更讓我們無法接受，也更難為一個法制、良知的社會所容。

　　問題很簡單，公權力的濫用，從來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從社會普遍的認知上來分析，媒體良知恰恰是社會公眾借以與專權行為對抗的唯一最好武器，是社會力量制衡、約束權力的最好途徑。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你自家養著狗為了看家護院。可是盜賊來了，狗非但不追盜賊，卻反過來咬你一口。難道狗不比盜賊更可惡，更讓人窩火嗎？

　　媒體從業者之所以為社會公眾所信賴、所依賴，就在于其對社會良知義無反顧的堅守，對真相和真實的堅決護衛。就事論事地講，記者傅樺披露了機場的安全隱患問題，本該受到我們的贊許與擁護。但是我們看到的基本事實是，當事人傅樺已經知道張廣濤與張軍之間的個人恩怨，并且在采訪的事實中，接受了一方的財物。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不得不對媒體人傅樺本人的品質表示懷疑，對其作為媒體人的基本職業道德與操守提出質疑。

　　基于個人恩怨以及利益的驅使，這樣的報道，即使完全實事求是，但也很難再激起掌聲。因為一個很容易被關系和利益所左右的媒體人，我們很難保證其不會在利益的誘惑與人情的左右下，做出為虎作倀，與民心、正義、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馳、顛倒黑白、搬弄是非式的報道來。甚至與專權、濫權行為徹底勾結起來，完全站到社會公眾的對立面去。（劉長鋒）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