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晚，湖北巴東縣3名官員與女服務員起爭執，兩人被刺傷，其中一人經搶救無效死亡。爭執原因是官員提特殊要求遭拒后用錢抽打女服務員。警方公布調查結果，稱服務員可能患抑郁癥。（5月13日《現代快報》）

　　“招商”、“官員”、“娛樂城”、“女服務員”、“修腳刀”、“剌死”……光是這樣的幾個關鍵詞，便可知湖北的這件刑事案，會是多火爆的一件事，在該事件已不單純是一件刑事案這么簡單，而成為舉國乃至舉世注目的一個公共事件時，進行時中的當地警方的處理態度，將是聚光燈下的風暴眼，因而，無論該案進程加進了任何關鍵詞，都會成為媒體輿論討論的焦點，之前有語焉不詳的“大疊炒票抽臉”這一細節，現在加進了更為關鍵的“抑郁癥”一詞，繼而引起“再查精神病”之猜想。

　　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到了官員，很多時候該案就會變成公共事件，而有了更多的處理路徑與各方利益考量，其中影響最為重大的一種，可能就是“上級打招呼”案件處理必須要考慮到“維護當地正面形象”。那么，這一次這個火爆刺目的刑案，是否也變得不那么單純，而有了其他方面的考慮呢？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語焉不詳要么引來更加偏離事實的輿論口水，要么以“此地無銀”的拙劣表演越包火卻燃得越大，這既要考慮法律、又要考慮“現管”、還要考慮輿論……一件刑事案的偵破有了這樣多的干擾和影響，當地警方的壓力之大，不難猜想，而司法獨立性的尷尬，也再一次彰顯。

　　當案情通報兼職承擔了危機公關之責，這簡單案情就越發意味深長了。因而，必須給公眾交待的案情通報會，一旦有“不便透露”語，肯定立遭輿論痛毆。甚至當地官方的任何表態，都有著多種自以為是的解讀，之前習水嫖幼案，有高官表態“從重、從嚴”、“頂格處理”，卻也沒能討好公眾，反而引來干涉司法的質疑，看來，公眾是越來越不好糊弄了。

　　因此，本案之“可能患抑郁癥”，我怎么琢磨都覺得更為策略。“炒票抽臉”之類 “更多細節”，巴東縣公安局一宋姓副局長稱“不便透露”，而尚未定論的“可能患抑郁癥”，卻毫無顧慮地公之于眾，這仿佛如看江湖把戲般，“不捂不蓋，變不出古怪”，讓你知道你能知道的，不讓你知道你不能知道的。既然如此，你就莫怪我亂猜你的意圖了。

　　意圖一：已悄然將案件定性了，無論公眾基于什么樣的情緒，對此案都尚存兩種可能性猜想：一是罪在官員，其先實施犯罪（意圖強奸），而女服務員是力抗侮辱，“正當防衛”，最終算防衛過當，最后以無罪或緩刑來了結此案;又一是女服務員有罪，殺人償命，這二者之間，民意顯然傾向于前者。而“可能患抑郁癥”一說，是暗示了責任在女服務員一方，一個精神方面有病的人，其行為的失常并施暴，就順理成章了？

　　意圖二：有和稀泥之嫌，盡管罪嫌在女服務員，但其精神有毛病，如果后面還能以醫學證明其確實有可以不承擔刑事責任的精神病，則輕處也當在情理之中。如果這些都是事實，其實也不失為一種皆大歡喜的結局，如果是基于一種策略考慮，將一則“官員殞命娛樂城”的丑聞，沿著人為鋪設的“可以接受”的路徑走，而不基于事實依據刑律走，這無疑是以次優取代最優，以合理合情取代合法，死者已逝，就不再讓其過多蒙羞吧，活人也有相應補償收益，民憤怨言也有釋放口，如此糊涂僧判糊涂案，終究還是司法的失敗。

　　回想美國世紀大審判，最終沒有按“民意”判決辛普森有罪，那種判案過程的透明與尊重事實的態度，應當值得我們學習。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