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警察戲言，流氓罪就是一個筐，什么罪都可以往里裝。如今，雖然流氓罪早已從法律中剔除，但性騷擾又搬進來了，改頭換面又編織好了一個筐（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還是相像的，只是性騷擾更具體化了），等著各類“流氓”往里裝。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21日審議《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草案第三十八條規定：禁止以語言、文字、圖像、電子信息、肢體行為等任何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遭受性騷擾的婦女，可向本人所在單位、行為人所在單位、婦女聯合會和有關機構投訴，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5月21日中新網）。

　　為什么說流氓罪是個筐，大概了解那段歷史的人應該知道，當警察抓了個人，實在不知道該以什么罪來定所謂的嫌犯時，那就定他個流氓罪，解解恨。這對于一些無賴警察、流氓警察來說，是最好玩不過的一個游戲了。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罪名的確立，都需要有嚴格的界定原則，少了任何一個相似特征，該罪名都不能確立，而流氓罪恰恰在界定原則上就模糊了，所以執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主觀判斷的可能性。

　　性騷擾跟流氓罪一樣，也是一個難以界定的罪名。也盡管事實上公眾已然看到了事實的嚴峻性：近年來，“性騷擾”案例不斷激增，“性騷擾”現象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公交車上、地鐵內、辦公室里、寫字樓內甚至電梯里，也曾發生過性騷擾事件。

　　這樣一個現象，它到底有多嚴重，是否具有普遍性，這些都是確立一個罪刑的前提條件。筆者在地鐵內也見過打架等侵犯女性權益的事件，但仍然只是少數。換句話說，在北京每天有400萬人乘坐地鐵，但是，每天會打架、大罵等傷害女性的也只不過是10個、20個。

　　確切些說，如果不是有人專門喜歡挑逗女性、有咸豬手嗜好，乃至咸豬嘴愛好，在公共場合是難以作出騷擾女性行為的。如果說通過語言、文字和圖片等形式來騷擾，陌生人之間是無法實現的。那么，熟人之間的這些“性騷擾”，該怎么來界定，誰的證詞是對的呢？這里就有一個誰先誰后，誰來證明的問題。如果是女性先挑逗，那么，性騷擾就無法成立。而由于性騷擾所形成的后果不像殺人越貨那般明顯，就算沒有看見經過的行人亦可以出庭作證。

　　另外，在一些公共場合，比如公交車上、地鐵內、辦公室里、寫字樓內甚至電梯里，在人多擁擠的先提條件下，一些“性騷擾”行為勢必是迫不得已而為之。比如上車時，為了擠上車，勢必有人會因此而碰觸到女性，在這種情況下，倘若女性要較真告對方一個性騷擾，如何來界定？如何避免不造成冤案、錯案？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恢復秩序，而不是為了特意保護某一個群體的權益，否則就有偏袒之嫌疑。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也指出，“法律應該盡可能地鼓勵寬和的精神，并努力恢復國家在體制上所必然失去的平等。”性騷擾罪的確立，顯然違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勢必造成新的不公平，也可能造成反性騷擾罪的確立。（肖隆平）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