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湖北省巴東縣政府新聞辦關于“鄧玉嬌案”的最新情況通報說:警方證實不存在鄧玉嬌被強奸的事實，案情“第三人”鄧中佳被認定沒有違法行為。鄧玉嬌母親張樹梅已聲明與律師解除委托關系。通報還稱，鄧玉嬌母女對律師散布“鄧玉嬌被強奸”的謠言十分憤慨。

　　我認為，鄧母解除與夏霖、夏楠的合同是非常明智的。因為他們實際上缺乏作為律師基本的專業素質和職業道德，這可從他們一系列的表現中看出(以下所引均見5月22日《廣州日報》相關報道)。

　　一是缺乏作為律師的應有形象。兩位律師多次“抱頭痛哭”、“痛哭失聲”、 “向媒體哭訴求救”。這種夸張、過度情緒化的做法，與律師本應冷靜、堅定、理性、客觀的形象不符，難以給當事人以信任感。

兩位律師多次“抱頭痛哭”

　　二是缺乏基本的證據學常識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據報道描述，兩位律師“告知記者該案很可能出現重大取證失誤”:“鄧玉嬌案發當天的內衣內褲至今沒被警方提取，而是被鄧玉嬌母親張樹梅帶回家中。”要求鑒定“殘留在乳罩、內褲上的指紋或其他物證”。稍有常識就知道，內衣內褲根本就不可能留下什么“指紋”，至于暗示還有指紋以外的“其他物證”，則更加缺乏以事實和法律為根據的精神。

　　三是缺乏證據鑒定程序的常識。夏霖律師說，“我向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的老師，什么老師都可以。或向貴陽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物證鑒定專家劉開來求助。請大家通過網絡趕快找到他們，請他們趕快答復。”鑒定人員是“專業技術方面的法官”，應當保持消極、中立的立場，必須以他人書面申請為前提才能進行鑒定，現在律師居然以這種形式發出求助，違背了基本程序。

　　四是自己出了名，客觀上卻“損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兩位律師告訴記者，鄧玉嬌狀態良好，思維敏捷，“與她交談過程中……一點也看不出她有精神異常。”犯罪嫌疑人是否精神正常，需要專業鑒定，律師不宜在這個時候憑自己的判斷輕率地下結論；更不能斷言鄧玉嬌沒有精神病，因為如果她有精神病，則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在鄧玉嬌是否有精神病還存在疑問的時候，律師幫助偵查機關發言，主動證實犯罪嫌疑人精神正常、符合犯罪主體，損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鄧玉嬌一案，爭議很多、萬眾矚目，作為律師，理當以嚴謹態度和職業精神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但上述兩位律師的表現令人失望。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規定:“與其他公民一樣，律師也享有言論、信仰、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律師在行使這些權利時，應始終遵照法律和公認準則以及按照律師的職業道德行事。”國家雖然不能限制普通人和媒體對案件發表言論的自由，但律師并不是普通人，他們被認為是“法庭官員”，法律賦予其一定的特權如會見權、調查權等，法官常常基于律師作為“法庭官員”的地位而對他們在庭內庭外采取更為嚴厲的規制。

　　我國律師法缺乏對律師言論限制的規則，但2002年3月3日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頒布的《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七條規定:“律師應當珍視和維護律師職業聲譽，模范遵守社會公德，注重陶冶品行和職業道德修養。”第二十二條規定:“律師應依法取證，不得偽造證據，不得慫恿委托人偽造證據、提供虛假證詞，不得暗示、誘導、威脅他人提供虛假證據。”第二十四條規定:律師應當“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顯然，鄧玉嬌一案中兩位律師的表現，在客觀上沒有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反而在損害委托人的合法利益。鄧玉嬌的處境令人同情，我也希望她能在法律柜架內得到最有利于她的結果。但夏霖、夏楠律師的參與，讓我們為鄧玉嬌的前景更加擔憂。（高一飛）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