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喜歡瞎琢磨，有一段時期我對研究世界各國的“特色”產生了興趣。

　　比如我發現“偷砍電線賣錢”是某些發展中國家才有的現象，在發達國家就看不到。以“幫辦北京戶口”為名就輕易騙了央視女記者的財和色（《新京報》5月24日），這又是個別“嚴控戶口”的地方才獨有的新聞。而中國農業銀行阜陽分行騰達支行負責人李群居然憑著不明不白的條子“借”了1.65億元（《新華每日電訊》2009年5月21日），“腐敗猖狂程度”雖然趕不上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余振東的四億美元，但在“開創腐敗花樣”方面，不能不算是另辟了“蹊徑”。一個“借”字，多規矩多好聽呀。

　　當然，我國的整個形勢（包括社會治安）還是很好的，對此應該沒有懷疑。但比較起來，在我國的“個別地方”，腐敗分子好像似乎猖狂得多。歐美諸國官員的清廉，連我們主流媒體也公認，再說就是炒冷飯了。反正那里的腐敗分子壞蛋們整體看來遠不如中國的成克杰、黃松有、余振東們猖狂。三年前美國眾議員坎寧安受賄240萬美元，“是美國國會歷史上少見的大案”（新華社華盛頓2006年3月3日電），其金額折算人民幣也不過1800萬元左右，只相當于李群“借”到的九分之一，或只等于余振東的十九分之一。

　　從邏輯分析，無非三種可能：一是某些國家壞蛋的智商不高，“猖狂”不起來。有沒有可能呢？有，但可能性不太大。二是那些國家壞蛋智商特別高，“猖狂”以后做到了不被發現，大家都不曉得。這好像也說不過去，因為再高的智商久走夜路也要碰到鬼嘛。三是人家的制度過硬，壞蛋們沒辦法“猖狂”。這一點是不是才是關鍵？咱們“個別地方”的貪官們不刮地皮則已，一刮往往就是幾千萬上億元。而那里據說還有所謂“制度”。真不曉得那到底是教人如何把人民的錢財“弄走”的“制度”，或者僅僅是令人看起來舒服讀起來鏗鏘的“藝術作品”。

　　當然，不能單純以壞蛋們猖狂與否來衡量國家的好壞。但反映“個別地方”制度的有效和無效，卻并非不可以的。(侯志川)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