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出了個農民工導演——教民工集體跳樓討薪。前天，5個民工在東西湖一處施工樓上佯裝跳樓，導演“李某”在下面給相關部門打電話。果然，管事的都來了。

　　同為農民工出身的李導演有自己的套路：民工們爬到高處了，先給媒體打電話，然后依次是勞動部門、警方、欠薪者。長時間沒人來，就給市長專線打電話。

　　集體跳樓討薪，李導演玩過9次，有5次討回了工錢，4次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沒有記者到場。

　　為了討回合法的血汗錢，農民工提著自己的腦袋玩轟動效應，成了中國很多城市風味相同的一道酸辣菜。明知是一場秀，但誰也不敢馬虎。這要是真跳下一個來，事兒就大了。所以，平時回頭率幾近為零的農民工，只有到了討薪跳樓的時候，才有人哄勸，有人關注，像個角兒。

　　現在，一個人跳樓沒勁了，得一群人。一位四川民工說了，集體跳樓能引起社會特別是領導關注，媒體一介入，領導怕影響不好，就會責令有關部門想辦法解決。

　　瞧，中國討不到薪的民工個個都是天才，既能導，又能演。斗爭中出經驗，實踐中出真知，真難為他們了。

　　但律師不這么認為。針對武漢前天這起集體跳樓事件，有律師說了，“屬于違法行為”，“對社會危害很大”，應該“與欠薪者協商，向勞動部門求助，到法院起訴”。

　　律師說話很在理兒，但站著說話腰不痛。要是欠薪的能商量好說話，勞動部門辦事快有力度，民工會把自己逼到斷頭抗議的懸崖上去？打官司得一年半載，就是贏了，人家照樣不給，你還得去討。再說了，打工一月才幾個錢，討回的工錢說不定還不夠填你律師的腰包。都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農民工想不明白，為什么法律和管事的部門，拿非法欠薪的人沒辦法，拿捏起跳樓討薪的民工，倒是一套一套的。

　　昨天有報道說，一個民工跳樓，社會成本可以達到上百萬元。算這筆賬的人估計是心疼國家的錢了，對無論是真跳樓還是假跳樓的農民工心懷抱怨。什么叫社會冷漠？我看這筆賬比什么都冷漠，沒想到去心疼一下民工。農民工要討的薪水或許只有幾千元，咱們花上百萬元納稅人的錢救一個跳樓的，為什么就不能在平時花幾百塊幾千塊就能解決問題的成本，去認認真真治理欠薪者？為什么這么多的農民工，非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博得社會的關注、領導的重視，才有可能討回用來養家糊口的血汗工資？歸根結底，民工說一萬句，頂不上領導說一句；合法的欠薪還錢，不如一次領導出面。

　　民工要工資，領導要面子。見不到領導的民工們，就爬到高處博出位，拿腦袋當賭注，拿性命當維權的法律武器。他們沒想到的是，“對社會危害很大”這頂法律的帽子，沒戴在欠薪者的頭上，卻戴到了自己的頭上。他們會永遠想不明白：欠錢不還，怎么在法律面前，總是我的錯！

　　道理很簡單。哪天農民工解決欠薪問題，不是期待領導要面子，而是期待領導和全社會的同情，期待法律的嚴厲和公正，跳樓秀到底錯不錯，已經不重要了。那時候，農民工也用不著為討薪而跳樓了。 （劉雪松）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