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27日在《經濟觀察報》發表文章稱，公務員住房享受“超國民待遇”危害極大。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來。（5月28日《揚子晚報》）

　　其實，所謂的“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來”，并不準確，嚴格地表達應該不是“卷土重來”，而是從未真正被消弭。公務員福利分房的“超國民待遇”危害極大，陳淮在文章里已有備述。而筆者認為，比公務員福利分房更可怕的是，中央相關禁令被一再吞噬，從偷偷摸摸到或明或暗再到明目張膽，公務員福利分房死而不僵、愈演愈烈。

　　不妨簡單梳理一下相關禁令。1998年，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國發［1998］23號文件），該文件規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實行住宅商品化。禁令雖出，但應對之策也出來了，“在1998年機構改革前后，很多部委進行了一場靜悄悄的突擊分房運動”。為此，1999年，國務院又專門下發《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國發10號文件），該文件規定，從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明確規定了職工購房補貼建筑面積的標準。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披著“集資建房”外衣的福利分房開始面世。到了2003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整飭規范一些所謂的集資建房。2004年，建設部則會同三部委共同制定頒布了《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將集資、合作建房納入管理范疇，再次明確規定，黨政機關的“集資建房”應予以停止。然而又一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一次披的馬甲是經濟適用房。一些打著“經濟適用房”的幌子報批的房子，實質上仍是黨政機關的集資建房，即所謂的福利分房。于是，2006年8月，建設部聯合監察部、國土資源部發布了《制止違規集資合作建房的通知》，要求一律停止審批黨政機關集資合作建房項目，防止部分單位變相福利分房。

　　在這樣“斗智斗勇”中，一些機關仍然大打經適房的主意，所謂的經適房實際上成了權力分肥的豪宅，而單位集資建房也陰魂不散。為此，2007年，國務院出臺24號文件，明確規定，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其標準控制為60平方米/套，且要有嚴格的準入條件；各級國家機關一律不得搞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任何單位不得新征用或新購買土地搞集資合作建房；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出售。

　　應該說，24號文件可謂頗具針對性，但是效果呢？據悉，當前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趨勢是，不少地方正在采取“委托代建”、“定向開發”的方式，大興土木地給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這一次，政策再一次被蠶食，仿佛依然被消弭于無形。

　　從“政策”與“對策”的博弈中，我們看到中央政策不可謂不繁復、也不可謂不有的放矢，但給人的感覺則是，仿佛記記重拳都打在棉花上。在宏大繁復的禁令面前，福利分房一直暗流洶涌，以至于住建部官員痛徹警告，在公務員住房問題上的不慎做法，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政治危機。

　　從“政策”與“對策”的博弈中我們能讀懂很多，其中有一點就是，對權力的制約不夠。在缺乏對權力的約束、限制和監督的制度條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權的人們，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他改革何嘗不是如此？

　　說白了，公務員福利分房之所以死而不僵，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這些享有福利分房的機關本身掌握著權力，讓他們自我革命，很難！二是福利分房是一種集體腐敗，這些機關認為法不責眾。三是公眾對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限制和監督，面對洶涌的福利腐敗，公眾除了一聲嘆息之外，最多腹誹幾句，而這又能如何？（王石川）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