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14例甲型流感患者出了狀況。報載，這位何姓留美學生在美國密切接觸了甲型流感的病人之后，回國出現癥狀之后并未消停，而是拜客訪友、與社會進行大量“互動”，等到確診之時，已經坐過出租、地鐵，并且與友人聚餐多次了。而北京市曾經用“政府建議”的方式提醒過從國外回來的人士應該自我禁閉數日，但此建議并沒有法律的強制效力，而且相關的《傳染病防治法》也只能懲罰明知自己生病還要參與公共活動的人，要是不知道或者他說他自己不知道的話，該法就無法進行有效懲罰。而我們知道，證明某事是故意為之恐怕沒有這么簡單。

是不是有法律可以懲罰這種行為，我們后面再討論，先可以說說烈性的傳染病為什么讓人如此談虎色變。

記得歐洲當年的“黑死病”前后肆虐達一個世紀，死亡人數以千萬計，那可真是“萬戶蕭疏鬼唱歌”。這還是在人口密集程度不高的時代，現代城市人口高度集中，要是爆發這種規模的傳染病，基本上就該用億為單位統計死亡人數了。更由于大量的人都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傳染變得更加無法控制。而且這還會造成大量的恐慌，誰也不知道自己身邊是不是走著一個“定時炸彈”。記得當年“非典”流行的時候，說是人人自危不算夸張。我當時有過下班時間在北京以擁堵著稱的北京二環路上超速的經歷，去交罰款的時候與警察相對苦笑：路上根本就沒車，一不小心這油門就踩大了。

有鑒于此，各國基本都有在這方面的法律規定，除了政府該如何應對之外，還要求公民進行配合。在某些方面，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時候確實是必須有強制力的，而且這個強制力的來源未必等待臨時授權，而是應該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早就界定了其啟動與運作的機制。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府在一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權力，甚至有時候是太大了一些，導致大家一出事就會想到政府在濫用權力。比如說前段時間黑龍江的黑河市對狗下了“絕殺令”，以及前幾天把這種絕殺令的行為落到實處的陜西某縣，都是權力過度膨脹、根本不管民意如何的例子。

但有時候這種權力運用又是過于小心翼翼了一些，比如說對這位患者的隔離措施就很是文雅，用“政府建議”的方式讓其自我隔離。這個就完全不靠譜了，從國外回來總是有事要做的，如果他自己完全沒有這種意識的話，指望其自覺把自己關禁閉基本算是妄想。當然，我們也知道如果政府的建議帶有強制性的話，很可能會產生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只是在緊急的狀態下，應該有緊急的處置機制起作用。但這種機制并未建立。我們似乎可以這么說，創制一個良好機制的權力動因不足，而利用權力去做點奇怪之事的能力倒是大得很。

現在可以說說到底應不應該懲罰這種行為了。或許有很多人覺得此人太無公德，應該教訓一下，至少也要他道個歉啥的。但我們可以問一下自己，如果在這個草木皆兵的時候您也發燒了，會不會馬上到醫院冒著被隔離數日的危險去做檢查？人性就是如此，指責別人是容易的，輪到自己就難說了。所以，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還真不是自律，而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把“政府建議”落實到具有強制力的地位上去，并且建立相應的應急機制。 (作者系資深網絡評論人士)